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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陕西体育博物馆
    唐代马球运动硅胶像场景复原

体育活动,不仅是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成为封建统治者练兵的方式。在陕西体育博物馆“陕西古代体育的发展”单元,展出了汉代狩猎纹陶壶、六博棋盘和棋子、草叶博局纹带铭铜镜、狩猎纹画像砖、秧歌画像砖、唐代打马球俑等。在贾亚娟看来,多姿多彩的古代体育,是陕西体育博物馆的亮点之一。
  据介绍,古代陕西体育发端于史前时期,兴起于周、秦,鼎盛在汉、唐。汉、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体育大发展的时期。陕西是汉、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古长安是汉、唐时期都城所在地。汉、唐时期,陕西境内体育活动甚为活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球类活动丰富多彩,尤以汉代的蹴鞠和唐代的马球最具特色;二是体育活动普及,元宵节观灯、清明节荡秋千、端午节赛龙舟、重阳节登高等节令体育活跃;三是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相当普及;四是中外体育交往频繁。
  从陈列的展品所见,古代陕西体育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在陕西发现和出土的青铜器、秦砖、汉画像、摩崖石刻等文物中,有描绘狩猎、角力(摔跤)、马术、射箭等古时体育活动的图案和文字。至唐时,狩猎、马球、蹴鞠等纹饰图案,已成为铜镜上常见的题材。其中,马球是一项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运动,唐代亦称击鞠。史传在唐代,上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平民百姓,都爱好马球,甚至女子打马球在当时已成时尚。每逢新科宣榜,在大雁塔以东的月灯阁都要举办马球赛会,被称为“月灯阁赛会”。据说,进士及第者于雁塔题名后,常聚集于此击球、宴饮。期间,广场杂演百戏,百姓及士宦之家于四周搭建帐篷,竞相观赏,“月灯阁赛会”因此成为中晚唐时期极有影响的文体盛会。
  史料记载,唐时马球场千步长,百步宽,两端各有一球门,球门高丈余。比赛时,场上人数因队而异,可多可少,并无定数。球为红色,大小如拳。球杖顶端呈月牙形。规定每进一球得一筹,满十二筹为一局。人们在看到古代打马球的绘画或雕塑作品时往往不解,为什么选手坐骑的马尾要扎起来?贾亚娟解释说,因为马球运动竞争激烈,容易伤人,故常常将马尾扎起来,尽量减少运动场上的意外伤害。到了明代,马球由双球门的激烈对抗改为单球门的技巧表演。清代中叶以后,马球运动在我国就基本停止活动了。
  谈到马球,不能不提到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幅画《便桥会盟图》。据介绍,《便桥会盟图》为元代画家陈及之创作的纸本白描画卷,该画卷纵36厘米,横774厘米,全图共绘制246人、180匹马和4头骆驼,堪称是元代绘画中人马最多、物景最宏大的历史题材画作。画面展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有狂奔的马队、惊险的马上杂技、激烈的马球表演,以及驼马、整队士兵、零散骑士等,卷末绘有李世民端坐龙辇,在便桥桥头与突厥首领颉利罢兵议和的情景。便桥位于今西安、咸阳之间的渭河上,故“便桥会盟”也被称之为“渭水之盟”。《便桥会盟图》原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陕西体育博物馆内展出了该画卷中马球表演部分的影印件。
  蹴鞠被视为古代的足球运动,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开始流行。据历史记载,汉、唐是蹴鞠运动发展的重要时期。古时,蹴鞠有三种基本玩法,其一是汉代的双球门对抗赛,其二是唐代的单球门射门赛,其三是没有球门的单人、双人或多人的花样踢球表演。大量的图文史料及考古表明,长安城与中国蹴鞠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楼展厅还展出了东汉文学家李尤的《鞠城铭》。据说这是李尤为一鞠场奠基石写的铭文,原文为: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以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其大意是:鞠是圆的,像天,属阳。球场是方的,方墙像,属阴。寓意天圆地方的阴阳之说。两边球门,如月相对。每边六个球门,共十二个,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场上有正副裁判,遵照常例的比赛规则,公正执法,不徇私情。运动员服从裁判,若被判罚,不要有怨言。球场比赛裁判须公正,朝廷执法也应该这样。据悉,《鞠城铭》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足球文化的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足球竞技方式最原始的资料。
  据陕西省甘泉县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画像砖“捶丸”拓片分析,捶丸由步打球发展而来,风行于宋、元、明三代,类似今天的高尔夫球运动,也与曲棍球有些相似。据考证,捶丸所用的球以硬木制成,球杖为木、竹合制。比赛时场地上设有球洞,以击球入洞多者为胜。捶丸至清代就已衰落了。
  实际上,至宋代,陕西古代体育因为失去了都城所在地的优势,不如汉、唐鼎盛时期那样活跃,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逐步向多样化、规范化发展。到了清代,陕西古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