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合理规划城区周边特色农业发展，鼓励发展绿色农业，满足城区居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推动特色农业生产经营与城市服务行业的互相渗透。
　　（三）县域经济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
　　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行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形成强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是新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较旺，日常健康消费、生活服务消费、文化消费等后劲十足。地方政府通过提升县域商业的承载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乡镇商业的完整性和聚集性，加大对农村传统商业网点改造升级力度，培育农村消费市场主体的新模式和新业态，着力构建符合本地实际、满足农村市场需求的县域商业体系带动乡村消费，繁荣农村市场，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
　　（四）县域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农业产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既是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两大课题，也是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关键抓手。一方面，在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及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一系列政策引导下，支撑县域经济的一些主体产业正面临产业结构重塑和产业生态重构的重大机遇，县域经济可借此机遇迅速做大做强，为乡村振兴提供经济保障；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让更多创新要素、创新人才、创新机制正在向乡村振兴方面倾斜与汇聚，也有利于加强乡村地区发展步伐。
　　新时代县域金融服务面临的挑战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县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切入点，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面对复杂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金融如何服务好县域经济，支持乡村振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一）县域经济资源密度低，金融交易成本较高
　　县域经济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方向，县域金融的服务主体是农村、农民和城镇化建设，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农业投资的长期性，决定了农民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具有金额小、季节性强的特点，导致了农村资金的使用成本都相对较高，风险较大。同时，由于农民长期从事小规模分散经营活动，传统农业缺乏新技术的融入，规模化种植和养殖的能力不足，缺乏农产品深加工的专业技能，导致农产品市场交易成本不断增加。
　　（二）县域投资创业机会少，导致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
　　受县域营商环境的影响，辖内优质企业不多，银行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新增信贷项目会投向效益好的企业，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手段变相流向城市和异地优质企业；农村基层政府的公务员的工薪收入，大多被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以代发工资的形式集中，国有银行通过上存资金的形式流出，各类保险业务开展的保费收入被保险公司上划保费等方式外流。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动，导致资金从县域农村流向城市，如：本地企业到外地投资并从本地贷款到外地使用，本地居民移民造成储蓄和投资外流；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大学生上学等因素，也会导致消费性资金外流。
　　（三）农村信用建设滞后，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提升
　　由地方政府和人民银行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农村信用评级工作，基层政府也开展了乡村信用治理工作，但其相关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仍未健全，农村社会信用评定的成果运用还不充分，导致农民融资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村社会信用较低，逃废债务现象时有发生，金融机构依法维权难度较大，银行资产依法执行难，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钱；农村企业破产倒闭，给商业银行带来损失的同时，影响了其放款积极性，对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农村地区失信惩戒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县域金融交易费用和制度实施成本。
　　（四）农村产权制度有待完善，产权二级市场有待建立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鼓励农民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以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农民长期流转承包土地并促进其转移就业，我国金融机构响应国家号召，对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进行了积极探索，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两权”二级交易市场，没有建立农村“两权”抵押评估标准，仅凭当地土地租金和地上种养物的价值或个人评估经验来确定土地抵押物的价值，主观随意性较大，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在办理“两权”抵押贷款业务中往往倾向于就低估值，土地“两权”价值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体现，当经济主体破产对银行抵押产权处置时，由于农村“两权”交易市场不健全，导致交易难、变现难，不同程度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