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与“五个振兴”融合的模式与实践
旅游新路径，形成“村组+企业+第三方+合作社+农户”的“五位一体”模式。
普济村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启示
（一）强化党建引领，培育主体意识
普济村从一个典型的“脏乱差村”蜕变为乡村旅游重点村，只用了一年时间，其发展基础在于强有力的党建引领和村民主体意识的培养。增强基层党组织整治功能是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普济村借助“党组织统筹的项目制”“党组织体系扩展”以及“党员骨干下沉机制”重塑基层社会，拓展了复杂治理的能力。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强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普济村的走访调研、村规民约制定等都是培育村民主体意识的重要举措。通过让村民自己将问题说出来，分析各主体不同的权责边界，进而通过项目赋能、关系赋能、信息赋能等方式，以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等为核心要素，成为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新内源发展模式的一种新途径。
（二）找准着力领域，促进全面融合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往往集中在产业方面，忽略了乡村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神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5个重要支点。⑧普济村以发展乡村旅游为目标，以解决农村人居环境这个村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上首先发力，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维度通向深化，着重推进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加快开展村庄洁化、绿化、美化“三大行动”，建设利益共享、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旅游发展共同体。在获得各方认可的基础上，普济村在整体上注重重点突破、层层深化，在发展上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在产业上注重三产融合、三美融合，在党建上注重责任到人、机制协同，在治理上注重广泛动员、三治融合，成为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的鲜活案例。
（三）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品牌形塑
乡村旅游的发展类型一般分为休闲度假型、民族风情型、历史文化传承型、红色旅游发展型、特色农业型、依托景区型，⑨也可分为自然景观主导型、人文景观主导型、“自然+人文”结合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主导型的生命周期长短取决于景观资源等级的高低，等级越高吸引力越强，生命周期越长，反之亦然。普济村发展乡村旅游属于“自然+人文”结合型，这种类型与其他两种相比没有优势。若没有特色资源的挖掘和品牌的塑造便难以长足发展，可能面临小散弱的生存困境。普济村拥有纳西民族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人文资源，保持了纳西民族节日三多节、火把节、祭大自然神仪式，以及各种婚丧礼俗。村庄注重发展具有本地生活气息的民宿、家访等旅游活动，以纳西民俗和农家乐为主要特色，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将丰富的原生态旅游资源与优秀的乡土文化相结合，以古朴的风土民情、独特的古老建筑及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构成产品开发亮点，形成较大影响力，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注释
①曹燚：《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模式与实践探索》，载《农业技术经济》，2023（08）：146页。
②高薇、郭晋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山西省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为例》，载《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23，25（03）：39-42+73页。
③李一格、吴上：《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机理阐释与典型模式比较》，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5）：82-90页。
④陈纪：《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对河北省三个民族乡镇的民族志考察》，载《西北民族研究》，2022（04）：127-135页。
⑤《乡村旅游：扶贫才是景区开发的核心——“九龙峪模式”对乡村振兴的启示》，载《文化纵横》，2022（01）：67页。
⑥贾未寰、符刚：《乡村旅游助推新时代乡村振兴：机理、模式及对策》，载《农村经济》，2020（03）：19-25页。
⑦张洪昌、舒伯阳、孙琳：《民族旅游地区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生成逻辑、演进机制与价值表征》，载《贵州民族研究》，2018，39（09）：165-168页。
⑧石卫星：《乡村振兴的五个支点》，载《人民论坛》，2018（23）：76-77页。
⑨王真爱、张云帆、赵雪莲等：《甘肃省乡村旅游发展类型及分布规律》，载《甘肃科技》，2020，36（15）：170-174页。
作者简介
宋 磊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文旅融合与乡村文化振兴
范欣蓓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2级民俗学硕士
普济村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启示
（一）强化党建引领，培育主体意识
普济村从一个典型的“脏乱差村”蜕变为乡村旅游重点村，只用了一年时间，其发展基础在于强有力的党建引领和村民主体意识的培养。增强基层党组织整治功能是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普济村借助“党组织统筹的项目制”“党组织体系扩展”以及“党员骨干下沉机制”重塑基层社会，拓展了复杂治理的能力。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强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普济村的走访调研、村规民约制定等都是培育村民主体意识的重要举措。通过让村民自己将问题说出来，分析各主体不同的权责边界，进而通过项目赋能、关系赋能、信息赋能等方式，以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等为核心要素，成为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新内源发展模式的一种新途径。
（二）找准着力领域，促进全面融合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往往集中在产业方面，忽略了乡村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神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5个重要支点。⑧普济村以发展乡村旅游为目标，以解决农村人居环境这个村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上首先发力，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维度通向深化，着重推进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加快开展村庄洁化、绿化、美化“三大行动”，建设利益共享、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旅游发展共同体。在获得各方认可的基础上，普济村在整体上注重重点突破、层层深化，在发展上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在产业上注重三产融合、三美融合，在党建上注重责任到人、机制协同，在治理上注重广泛动员、三治融合，成为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的鲜活案例。
（三）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品牌形塑
乡村旅游的发展类型一般分为休闲度假型、民族风情型、历史文化传承型、红色旅游发展型、特色农业型、依托景区型，⑨也可分为自然景观主导型、人文景观主导型、“自然+人文”结合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主导型的生命周期长短取决于景观资源等级的高低，等级越高吸引力越强，生命周期越长，反之亦然。普济村发展乡村旅游属于“自然+人文”结合型，这种类型与其他两种相比没有优势。若没有特色资源的挖掘和品牌的塑造便难以长足发展，可能面临小散弱的生存困境。普济村拥有纳西民族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人文资源，保持了纳西民族节日三多节、火把节、祭大自然神仪式，以及各种婚丧礼俗。村庄注重发展具有本地生活气息的民宿、家访等旅游活动，以纳西民俗和农家乐为主要特色，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将丰富的原生态旅游资源与优秀的乡土文化相结合，以古朴的风土民情、独特的古老建筑及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构成产品开发亮点，形成较大影响力，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注释
①曹燚：《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模式与实践探索》，载《农业技术经济》，2023（08）：146页。
②高薇、郭晋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山西省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为例》，载《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23，25（03）：39-42+73页。
③李一格、吴上：《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机理阐释与典型模式比较》，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5）：82-90页。
④陈纪：《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对河北省三个民族乡镇的民族志考察》，载《西北民族研究》，2022（04）：127-135页。
⑤《乡村旅游：扶贫才是景区开发的核心——“九龙峪模式”对乡村振兴的启示》，载《文化纵横》，2022（01）：67页。
⑥贾未寰、符刚：《乡村旅游助推新时代乡村振兴：机理、模式及对策》，载《农村经济》，2020（03）：19-25页。
⑦张洪昌、舒伯阳、孙琳：《民族旅游地区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生成逻辑、演进机制与价值表征》，载《贵州民族研究》，2018，39（09）：165-168页。
⑧石卫星：《乡村振兴的五个支点》，载《人民论坛》，2018（23）：76-77页。
⑨王真爱、张云帆、赵雪莲等：《甘肃省乡村旅游发展类型及分布规律》，载《甘肃科技》，2020，36（15）：170-174页。
作者简介
宋 磊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文旅融合与乡村文化振兴
范欣蓓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2级民俗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