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样态，长期积累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维护了西周、秦汉、隋唐等历史时期长期的稳定。
　　先周时期，周部族始祖后稷即在秦岭北麓教民教稼，周人相继于关中西部的邰地、豳地和周原，创造出黄河流域最为成熟的农耕文明之一。发展至西汉初期，司马迁称关中“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量其富，于天下三分之一”。[2]秦汉时期在秦岭北麓相继修建起郑国渠和白渠，使得关中粮食大幅度增产，汉初长安“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3]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虽经南北朝社会动荡，但唐初经济即得以恢复，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创造了盛唐气象，秦岭脚下一派丰收场景，杜甫称赞终南北麓王曲坡下“香稻啄余鹦鹉粒”，[4]长安城中“公私仓廪俱丰实”。[5]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关中大地尽管也曾遭受旱灾，但人们的物质生活基本稳定。柳青在《创业史·题序》中写道，即使在“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在渭河以南，是沿着秦岭山脚几百里产稻区”，人们“夏天在汤河南岸的稻地里，收割过青稞；秋天，他们又从汤河上上下下的许多独木桥上，一担一担挑过来沉甸甸的稻捆子”。[6]
　　终南山在中国早期农耕文明时代就确定的多元生产形态及其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后稷教稼的杨凌地区，不但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还是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奠定了中国现代农业的生产形态。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谈及秦岭生态保护问题，首次提出“国之大者”，对陕西提出了“当好秦岭生态卫士”的殷切嘱托。秦岭终南的生态文化，对于促进陕西生态平衡，积累物质基础，构建物质文明，具有很大的当代价值。
　　终南文化有助于提升陕西文化精神
　　终南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精神和人文精神，对于提升新时代陕西的文化精神，促进陕西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终南文化的自然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老子在终南山下的楼观台上所阐释的“道法自然”，即追求“天人合一”的协调。终南山南北两麓的物质生产，体现的是自然精神；而不论是隐居的士人还是耕读的农夫，当今终南山人的生活状态依然保持着一种自然境界。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包括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穷本探源的辩证精神、天人关系的探索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产生和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出土文物证明，半坡人已经开始文化观念的创造。轩辕黄帝被称作“人文初祖”，孕育出人文精神的萌芽，经过夏、商、西周，人文精神才以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形式出现。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确立了稳固社会关系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乐制。周人主张“唯德是辅”“保享于民”，弘扬的就是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周公长子伯禽将周礼传至鲁地，经孔子、孟子继承与发扬而孕育出儒家思想，使得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老子在楼观台上讲说《道德经》，就是主张从天地自然以体悟人伦道德的探索精神。杜祐在终南北麓编撰《通典》，对中华人文礼仪作了完整的记载。唐代诗人在终南山中创作出千百首唐诗，展示的是文人用舍行藏的人格精神。北宋张载在秦岭脚下的横渠镇创立关学，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现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终南人文精神的特征是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有理想的人；重视家庭伦理在社会中的地位，希望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种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坚韧不拔、敬老养老、救济孤残、修齐治平的美德，这些美德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除此之外，终南人文精神中的会通精神，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它勇于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与本土文化融合贯通。就物质文化而言，终南山地区将汉江流域的渔猎生产、商洛山中的游耕生产与关中平原的农耕生产融于一地。就制度文化而言，在终南山下相继构建出西周的宗法制、分封制和秦汉的郡县制，构建出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就精神文化而言，先秦诸子学说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西汉时期儒、法、道的融合互补；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并重。在终南山中的大秦寺中，还竖立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一切，都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终南文化全面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自然文化与人文精神，不仅成为周秦汉唐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宋代以后还赓续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它地界南北、临近古都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进入新时代，秦岭依然是“民族祖脉”和“文化象征”，对于提升当代陕西的文化精神，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必须继承终南文化的自然精神，做好秦岭卫士，努力保护好秦岭的生态平衡，推动生态质量持续好转；弘扬终南文化的人文精神，稳步推进文化强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