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从正始到竹林兴起的崇尚自然的放达之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追求及时享乐、放荡浮夸的不良社会风气和思想风气，以致世道败坏、奸佞当道。裴頠“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裴頠“崇有论”围绕万物之本体问题展开论证，从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中寻找其存在的根据，对道与事物的关系问题展开分析，以反对王弼“贵无论”为主旨，以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封建名教为目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局限性。

　　裴頠（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人，西晋时期的名臣和哲学家。裴頠是西晋司空裴秀次子，博学多识，精通医学，晋惠帝即位时受到重用，成为一朝之重臣。裴頠出身于名门显族，自己也身居要职，因此与郭象等寒门子弟想要在维护社会秩序与保证个体精神自由之间寻找平衡不同，他关心的是如何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反对当时崇尚虚无的放达之风。身处西晋权力中心的裴頠个性耿直，不畏权贵，通过阐发玄学的“崇有”思想，以反对玄学“贵无”思潮造成日益放荡的社会风气，以期捍卫儒家纲常名教。
　　裴頠“崇有”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西晋时期，士人地主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通过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农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承受着沉重的徭役和冤屈。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加深，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与此同时，士族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尖锐，统治阶级的腐朽性暴露。士族们过着极端奢侈、豪华的腐化生活，但在表面上却装作一副对物质欲望十分淡薄，清高自傲的样子，“清静”“无为”“寡欲”变成一种口号，成了他们借以掩饰自己的工具。另外，崇尚虚无的风气也因其具有自保的功用，成为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士大夫们聊以自慰，借以逃避现实复杂政治斗争的手段。
　　魏正始年间发展起来的玄学贵无论到西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①但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魏晋风骨、阮籍和嵇康的那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在西晋社会的放达之风之下荡然无存。外在的放浪形骸倒成了一种时尚，对自然的崇尚成为放纵自然欲望、追求享乐的依据，其结果是人伦纲常、社会风气的败坏，以至于不务政事、不遵礼教，造成一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②的社会风气。如此奢靡的风气，需要有财力的支持，而财力的来源无非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朝廷高官百般勒索地方官，地方官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官场风气急剧腐败。所以，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些人为这种社会风气担忧而加以反对。据《晋书》裴頠本传记载，他就是因为“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逐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②
　　裴頠在《崇有论》中指出了“贵无论”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危害：“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②仕人大夫把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空洞的言论称为玄妙；担任官职之人不认真履行职责，却把这称为雅远；一些放纵自身、丧失廉洁的操守反被称为旷达。这些所谓的“玄妙”“雅远”“旷达”之风歪曲了正当的行为准则，给人们传达了错误的思想观念。这样一来，“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②社会的上下秩序、贵贱等级都会被搞乱。裴頠认为，这种状况都是由“贵无”“贱有”，提倡“无为”的理论造成的，所以他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②
　　裴顾从维护封建名教的角度出发，批评门阀士族不关心社会生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放荡行为，批判玄学“贵无”论，进而对其唯心主义理论也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