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实现方式的理论探讨
制国，真理的启示也变成了法律的约束，意味着政治道德的实现需要外在约束，从而与古希腊思想家们所主张的政治道德的先天性、神性相矛盾。政治道德的本性是自主的自觉的深沉的根本的精神追求，而法律是外在的。国王作为统治者，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且这种法律具有绝对性，以统治者的偏好来制定且往往难以约束统治者，这显然不符合法律本身的要求。
（三）政治道德的实现在于理性的引导
在西方，随着科技理性的彰显，神学信仰对于人类世俗活动的约束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因而以理性与感性满足二者兼得并彰显的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从而在认识论领域凸显的主体理性逐渐成为阐释人类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核心范畴。也就是说，相比于古希腊时期，用真理和法律来保障政治道德，近代西方转向了主体理性。
近代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认为可以通过“运用公众的理性”以此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8]近代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为了解决人们的纷争，可以基于理性将部分个人权利让渡给一个公共的权力——政府。对于近代法国思想家卢梭来说，契约的形成来源于“公意”，即公共的意志，也就是人类主体理性。
虽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强调了理性、契约的作用；但是他们倡导的理性是一种统治者的理性，是由特殊利益集团的意志来决定一切。他们这种所谓的理性说到底只是个人理性、精英理性，只不过披上了“公共性”的外衣而已。因此，对于政治道德的实现方式，不得不另寻出路，“交往理性”观念应势而生。
在现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以往基于主体理性所形成的契约，实际上是基于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强势话语对公共话语的操控，而“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语言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就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能够自觉地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由，那么他就是理性的人。这种理性被他称为交往理性”。[9]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在相互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共识，以期达到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他看来，如果政治人的行动也是基于交往理性的共识，那么其政治道德就可以自然而然体现在其权力运行中，或其权力运行就不会侵蚀共识参与者的利益。
当代美国思想家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与目的所在。”[10]在罗尔斯那里，公共理性作为对交往理性的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重构一个正义的社会。然而，当今西方，由于利益群体的分化，因而多元主义盛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撕裂。有鉴于此，罗尔斯又提出了重叠共识，企图寻找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及各种理论相互重叠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从而使政治人在权力运行中体现出政治道德。
无论是“交往理性”，还是“重叠共识”，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在需求结构和价值偏好方面既有差异性的一面，又有交叉重叠的一面，且他们认为人们能天然地以公共人的身份去思考问题。如果不能从唯物史观出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论出发，来辩证地看待和解决政治道德的实现问题，因而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虽然有了经验基础，仍然只能停留在抽象理论思辨的层面来说明政治人美德的实现问题，因而不可能真正切中现实。
政治道德实现方式的理论探索
虽然以往学者在理论上对政治道德的实现进行了预设，但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依然存在一些丧失政治道德的行为，这就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出发，探索政治道德实现的有效方式。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道德实现的科学说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世界历史”不仅包括了所见物质存在，更包括了所想的意识形式，政治道德必然也是人的劳动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其主体必然是属于人的。且“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12]人是现实的人。由于以往的理论对政治道德实现理论的说明中，把政治道德主体抽象化和神秘化，因而政治道德的实现似乎成为了一种难以把握的东西。马克思对这种错误的宗教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13]其对人的压制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道德作为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物，其实现方式必须根据主体的不同属性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及文化熏陶，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使人与人在相互交往中提升。
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道德作为一种价值体现，最终的追求是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种价值理性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须尊重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探寻政治道德的实现方式，这就需要“求真”，需要不断地通过实践的检验来实现应然和实然的统一。
（二）政治道德实现方式的理论探索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人的本质出发，由于把握了政治道德的本质，因而对其实现也就有了相应的措施安排。从理论逻辑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强化制度保障，营造社会公正环境
恩格斯认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14]因此，政治道德的实现即需要自律，还需要刚性的他律——制度约束。
首先，加强民主监督制度。虽然基于工具理想建立的规范政治道德行为主体的制度有一定的约束性，但往往
（三）政治道德的实现在于理性的引导
在西方，随着科技理性的彰显，神学信仰对于人类世俗活动的约束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因而以理性与感性满足二者兼得并彰显的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从而在认识论领域凸显的主体理性逐渐成为阐释人类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核心范畴。也就是说，相比于古希腊时期，用真理和法律来保障政治道德，近代西方转向了主体理性。
近代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认为可以通过“运用公众的理性”以此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8]近代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为了解决人们的纷争，可以基于理性将部分个人权利让渡给一个公共的权力——政府。对于近代法国思想家卢梭来说，契约的形成来源于“公意”，即公共的意志，也就是人类主体理性。
虽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强调了理性、契约的作用；但是他们倡导的理性是一种统治者的理性，是由特殊利益集团的意志来决定一切。他们这种所谓的理性说到底只是个人理性、精英理性，只不过披上了“公共性”的外衣而已。因此，对于政治道德的实现方式，不得不另寻出路，“交往理性”观念应势而生。
在现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以往基于主体理性所形成的契约，实际上是基于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强势话语对公共话语的操控，而“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语言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就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能够自觉地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由，那么他就是理性的人。这种理性被他称为交往理性”。[9]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在相互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共识，以期达到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他看来，如果政治人的行动也是基于交往理性的共识，那么其政治道德就可以自然而然体现在其权力运行中，或其权力运行就不会侵蚀共识参与者的利益。
当代美国思想家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与目的所在。”[10]在罗尔斯那里，公共理性作为对交往理性的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重构一个正义的社会。然而，当今西方，由于利益群体的分化，因而多元主义盛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撕裂。有鉴于此，罗尔斯又提出了重叠共识，企图寻找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及各种理论相互重叠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从而使政治人在权力运行中体现出政治道德。
无论是“交往理性”，还是“重叠共识”，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在需求结构和价值偏好方面既有差异性的一面，又有交叉重叠的一面，且他们认为人们能天然地以公共人的身份去思考问题。如果不能从唯物史观出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论出发，来辩证地看待和解决政治道德的实现问题，因而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虽然有了经验基础，仍然只能停留在抽象理论思辨的层面来说明政治人美德的实现问题，因而不可能真正切中现实。
政治道德实现方式的理论探索
虽然以往学者在理论上对政治道德的实现进行了预设，但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依然存在一些丧失政治道德的行为，这就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出发，探索政治道德实现的有效方式。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道德实现的科学说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世界历史”不仅包括了所见物质存在，更包括了所想的意识形式，政治道德必然也是人的劳动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其主体必然是属于人的。且“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12]人是现实的人。由于以往的理论对政治道德实现理论的说明中，把政治道德主体抽象化和神秘化，因而政治道德的实现似乎成为了一种难以把握的东西。马克思对这种错误的宗教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13]其对人的压制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道德作为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物，其实现方式必须根据主体的不同属性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及文化熏陶，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使人与人在相互交往中提升。
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道德作为一种价值体现，最终的追求是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种价值理性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须尊重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探寻政治道德的实现方式，这就需要“求真”，需要不断地通过实践的检验来实现应然和实然的统一。
（二）政治道德实现方式的理论探索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人的本质出发，由于把握了政治道德的本质，因而对其实现也就有了相应的措施安排。从理论逻辑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强化制度保障，营造社会公正环境
恩格斯认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14]因此，政治道德的实现即需要自律，还需要刚性的他律——制度约束。
首先，加强民主监督制度。虽然基于工具理想建立的规范政治道德行为主体的制度有一定的约束性，但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