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懋廷三兄弟故居

头颅干革命”的献身精神。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王懋廷在绥德组织起“各界救国办事处”，组织七八百人游行示威，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他代表四师联络北部各县，在榆林组织了“陕北各界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组织各界游行示威。陕北各地共募捐3200多块银元汇交上海总工会。
　　从1924年12月起，为响应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共同倡导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王懋廷和李子洲、田伯荫、杨明轩等共同发起成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在陕北9个县成立分会11个。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是当前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要求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以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这年春，四师成立党支部，夏季又成立起党的特别支部，王懋廷担任支部和特支最为重要的宣传工作。在驻瓦窑堡的石谦团中，由王懋廷介绍入团随即转党的该团第三连连长李象九成立起了党和团的支部。王懋廷还到榆林帮助由他介绍入党的榆中学生张肇勤和李登霄成立起校内的党和团支部。陕北地区的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四师发展有20多名，榆中和李象九连发展了10多名。
　　1925年，陕北已经有了40多名党员，其中有7人是王懋廷介绍入党的，还有很多人则是王懋廷介绍入团后转为党员的。这些党员中，有建国前牺牲的革命烈士白明善、乔国桢、刘志丹、王兆卿、高光祖等；有建国后在党和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马明方、郭洪涛、霍维德、阎红彦、武开章、雷恩钧等。同时，陕北共青团员已经发展到70多名。陕北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陕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王懋廷在西北大地上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后，陕北的一些党、团员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走出家乡，到大革命的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学习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军事斗争知识，然后又返回陕北进行宣讲传播，以唤醒广大青年投身革命，为以后进行的土地革命斗争乃至陕北革命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发展、陕甘宁蒙晋边缘临近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政人才，奠定了陕北新民主主义革命良好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1925年8月，王懋廷离开陕北调回北京，其兄王复生受党派遣来陕北，与李子洲一起继续领导和发展陕北大革命。
　　中共六大惟一的云南代表
　　王懋廷从陕北重返北京大学，转入哲学系，继续完成学业。1926年初，共青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王懋廷当选执行委员，分工担任经济斗争委员会主任。
　　这年春，王懋廷被党组织调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政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教官，主编《黄埔日刊》。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他在第三军军官校址举办云南政治训练班，并担任班主任，讲授政治课，发展了28名党员，这些党员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久，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上将向当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求，请他派得力政治骨干到十六军，帮助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开展政治工作。周恩来马上通过王懋廷，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王振甲、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等人调入十六军建立了党组织，并组成政治部。
　　1927年3月，王懋廷被党组织派回云南，担任中共云南特委书记。12月，特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改中共云南特委为中共云南临时省委，王懋廷担任省委书记。会后，他深入到阿迷（今开远）、蒙自、文山等地检查指导党的工作，和当地中共组织的负责人一起恢复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2月，王懋廷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云南工作，中央指定他赴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次大会。特殊的原因有二：一是惟一在国外召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中共中央得知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召开前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