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生、王懋廷烈士塑像

国际第五次大会也将在莫斯科召开，中央许多领导人要到莫斯科去参加会议，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召开六大，也便于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参加。二是中共六大到底有多少位代表，学术界也有几种不同说法。目前公认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的说法：“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这种说法在党史著述中被广泛引用。而且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得启程，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按照原选举办法进行选举。据李维汉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
　　王懋廷就是中央指定的六大惟一的云南代表。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历时一个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当王懋廷等代表辗转到达莫斯科时，六大已经开幕，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王懋廷十分遗憾没赶上亲耳听取他们的政治报告，但令他高兴的是，会上见到了昔日北大同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战友邓中夏。 
　　六大上的两次发言
　　据目前公开的党史资料显示，王懋廷是六大上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之一，被选入大会宣传和财政审查委员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1928年6月24日，在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王懋廷做了第一次发言，他指出：党内存在“左”倾和右倾错误观点。他提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隔离、党的力量在白色恐怖下被削弱两大问题。他在发言中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认为在“客观上革命直到现在是高涨的”“在主观上分析党的力量是削弱了，虽有客观的条件，但是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
　　王懋廷在发言中提出：“机会主义的发生，根本上在落后的经济关系中，无产阶级的幼稚，党的基础没有建立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上，党的政治估量的错误所形成的。”而盲动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在‘八七’会议后，党的领导有革命感情的表现，也不估量当时的实际情形，只注意到敌人的弱点，而就忘了自己的弱点。例如小区域的农民暴动或某工厂发生很小的罢工事实，即认为革命高涨了。这样以局部事实为全部政策前提的主观病，在将来工作中很值得注意的。”
　　王懋廷还结合云南的革命情况，指出“云南目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是准备暴动，而不是即刻暴动，即刻暴动则又陷于另一方面的机会主义”，认为“过去中央未能指出暴动条件，影响各地而发生盲动主义”。
　　接下来的7月2日，在参加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时，王懋廷发言提出：在农村建立佃农为基础的农民组织，才能得到对整个农村的领导。王懋廷见解有许多独到之处，在土地关系问题上，他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指出李立三同志的报告中没有明确“农村阶级的划分，应以土地关系来划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指出“我们分析土地关系应注意，不能以南北为划分，界限应以水田旱田做分别。许多旱田，面积虽然非常宽大，但是收成是非常少的。一个农民经营一百亩的旱田，与经营十亩水田的结果相差不远。所以应以水旱为分”。“决定谁是地主，而应按照各地的情形来决定。”
　　在关于土地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封建统治影响着土地关系，有权力的人可以用政治势力获得土地。“政权对土地有这样的关系，这就可以明白地主与豪绅是很难分开的。地主就是豪绅。豪绅就是地主。在政治上的表现，并非两个阶级。”主张农村应以土地关系划分为地主（豪绅）、自耕农、佃农、雇农四个阶级。根据农村的阶级关系，进一步指出：“我认为雇农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的基础。”“我们要以佃农为农民组织的基础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得到对整个农村的领导。”明确地提出了党在农村依靠雇农、佃农的阶级路线问题。
　　此外，王懋廷结合在云南深入调查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应加以重视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农奴虽不是普遍的，但很多地方是有的”。在云南“占人口五分之二，即40%”，而且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二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在农民问题中是很重要的问题”。“云南、贵州、四川的落后民族，在民族感情上很易团结，他们的斗争、反抗是很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