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论是“太和”还是“中和”，这两个文献都在强调“和”是秩序之所以可能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和谐社会包括四个特征：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和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理想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境界”思想是以宇宙与万物的整体关系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也是以自然与人的统一性为根据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和合境界，在理想价值层面是高度契合的。
推己及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普及的道德观，由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其意思扩大为：“推己及物。”这些思想中蕴含着他者视角或换位思考，实质上在农耕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实践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高度契合，而后者更为深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指出：“生产他们必须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实践是生活实践的前提，而交往实践又是生产实践的前提。实际上，马克思说的交往应该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由工业文明决定的交往关系。换言之，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建立在工业文明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建立在农耕文明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在劳动价值层面是高度契合的。
两者在新时代如何结合和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一论断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路径，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文化在理论内核层面的贯通，在历史基础中结合，强调历史的选择性；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在价值目标层面的贯通，在群众基础中结合，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实质上蕴含着历史选择与人民主体的互动关系。因此，在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是不能离开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历史方向和历史目标；二是不能离开新时代人民主体的实践诉求、生活诉求和精神诉求。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可见，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等理论特质和实践特质，这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陕西关学在结合中的文化贡献
陕西作为周秦汉唐文化的发祥地，直接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代表着中华先哲的文化理想。尤其是作为关学核心的张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立论、叩问、结论等方面完全不同，彰显出本土哲学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甚至张载与中国本土其它哲学流派的思想也迥然不同，表现出极强的思维创新精神。张载哲学思想的产生经历了先释老而后六经的治学路径，学习道学却不重视周敦颐和邵雍的图说，学习佛学却不接受佛学的义理和信仰。作为纯正的儒家传人，在制度方面，张载主张恢复周礼和井田制；在学理方面，张载主张以易经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在实践方面，张载认为理虚而礼实，坚持以礼为教的正宗儒家立场，与二程的性理之学分庭抗礼；在哲学领域，张载是气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各时期哲学的融会贯通者。张载将《中庸》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融会在农耕文明的生命哲学中；他认为只有《庄子》中的“至人”，才能与“道”相通；他认为《孟子》中的圣贤君子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张载甚至关注汉代哲学中非常冷门的纬学，他特别将《易纬》的卦气说与自己的气论联系在一起；他还将魏晋玄学和唐代道教哲学中的“重玄”加以揉合，为“虚实之间”的气论思想奠定了形而上的重要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肩负着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价值担当和精神支柱的重任，诚如张载不朽的横渠四句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从张载哲学的伟大贡献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首先是立足于集大成基础上的自我创新，只有在思维差异中才能彰显文化自信，只有在理论融通中才能获得价值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思维创新中突破自我，能够在理论创新中提升精神境界。这些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
王晓勇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实践哲学研究室主任
推己及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普及的道德观，由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其意思扩大为：“推己及物。”这些思想中蕴含着他者视角或换位思考，实质上在农耕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实践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高度契合，而后者更为深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指出：“生产他们必须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实践是生活实践的前提，而交往实践又是生产实践的前提。实际上，马克思说的交往应该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由工业文明决定的交往关系。换言之，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建立在工业文明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建立在农耕文明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在劳动价值层面是高度契合的。
两者在新时代如何结合和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一论断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路径，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文化在理论内核层面的贯通，在历史基础中结合，强调历史的选择性；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在价值目标层面的贯通，在群众基础中结合，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实质上蕴含着历史选择与人民主体的互动关系。因此，在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是不能离开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历史方向和历史目标；二是不能离开新时代人民主体的实践诉求、生活诉求和精神诉求。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可见，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等理论特质和实践特质，这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陕西关学在结合中的文化贡献
陕西作为周秦汉唐文化的发祥地，直接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代表着中华先哲的文化理想。尤其是作为关学核心的张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立论、叩问、结论等方面完全不同，彰显出本土哲学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甚至张载与中国本土其它哲学流派的思想也迥然不同，表现出极强的思维创新精神。张载哲学思想的产生经历了先释老而后六经的治学路径，学习道学却不重视周敦颐和邵雍的图说，学习佛学却不接受佛学的义理和信仰。作为纯正的儒家传人，在制度方面，张载主张恢复周礼和井田制；在学理方面，张载主张以易经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在实践方面，张载认为理虚而礼实，坚持以礼为教的正宗儒家立场，与二程的性理之学分庭抗礼；在哲学领域，张载是气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各时期哲学的融会贯通者。张载将《中庸》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融会在农耕文明的生命哲学中；他认为只有《庄子》中的“至人”，才能与“道”相通；他认为《孟子》中的圣贤君子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张载甚至关注汉代哲学中非常冷门的纬学，他特别将《易纬》的卦气说与自己的气论联系在一起；他还将魏晋玄学和唐代道教哲学中的“重玄”加以揉合，为“虚实之间”的气论思想奠定了形而上的重要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肩负着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价值担当和精神支柱的重任，诚如张载不朽的横渠四句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从张载哲学的伟大贡献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首先是立足于集大成基础上的自我创新，只有在思维差异中才能彰显文化自信，只有在理论融通中才能获得价值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思维创新中突破自我，能够在理论创新中提升精神境界。这些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
王晓勇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实践哲学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