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各类优势资源的科技创新平台是各国家、地区试图以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以探索创新力的源泉为出发点，以提升陕西省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的整体创新能力为落脚点，哲学思维与科技创新思维有本质关联性，对促进科技创新有本质重要性。科创平台介入哲学思维十分必要。应设立哲学-科学交叉研究机构、探索科技人才的哲学-科学联合培养机制、加强哲学界与科技界的互动交流、营造哲学意蕴文化氛围，倡导社会整体增强对哲学活动的重视和参与，以从中汲取不竭的创新营养与创新动力。 

　　当今世界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领域、部门抑或个人，都普遍追求自身的发展，因而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普遍致力于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新时代的中国为谋求高质量发展，让创新发展居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创新是全领域全过程的要求，而由于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重要性，科技创新无疑在一切创新中处于核心地位，成为中国“强起来”新征程中的开路先锋。在大科学时代，各国、各区域争相汇聚优势政策、充裕资金、先进设施、高端人才，以具有潜在创新竞争力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作为国家或地区创新的母体或发动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对创新的渴望本身并不能保证创新的出产；同样，良好的政策环境、物质条件、管理因素的聚集也不是保障创新力的充分条件。追逐创新，必须探索创新力的真正源头，对此问题的认识必须深入到创新力的本质。
　　哲学思维促进科技创新的内在根据
　　哲学思维与科技创新的内在关联是怎样的呢？前人早有研究共识。马克思[1]指出，科学的辩证逻辑的方法“是惟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恩格斯[2]也指出：“一个国家能否有大量的科技创新，与其文化土壤，特别是作为文化土壤内核的哲学思想直接有关。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康德[3]则强调：“按其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哲学）为前提的。”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孙正聿[4]指出，虽然（科学技术和哲学）两种理论思维的“对象”不同、“职能”不同，但两种思维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复杂的相似性”。朱亚宗[5]对钱学森、袁隆平、杨乐、张广厚，以及日本的坂田昌一、武谷三男等一批科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正是受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的影响，才促使这些科学家做出举世瞩目的成就。
　　就哲学促进科技创新的方面，朱亚宗还认为：首先，哲学为常规科技研究设立探索路标；其次，哲学为科技开辟领域指示正确方向；最后，哲学为科技决策管理提供大成智慧。王芳[6]论述道：一方面，哲学思维的批判功能，使之在自然科学革命和发展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另一方面，哲学素养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提供了开启思维、认识真理的道路和方法，同时，哲学素养还能够为具体科学未来的发展提供前瞻性的预测作用。王强[7]认为，哲学不仅为科技创新的方向提供基础（科技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及辩证逻辑方法等），还能帮助科技工作者提高认识能力（如哲学思维有助于科技工作者把生动直观与极强的理性思维相统一等）。朱菁[8]认为，哲学特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哲学反思有助于科学家认识到自身的学术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范围和优缺点，从而使科学家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精于刻画问题；再者，哲学批判精神能够促使科学家拓宽视野，打破常规，质疑陈论，博采众长，从而避免视野变得过度狭隘和思维僵化，进而另辟蹊径。
　　就此而论，我们也能发现中国近代科技创新力相对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哲学思维介入较少。爱因斯坦[9]曾坦言：“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钱兆华等[10]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不仅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没有真正搞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不知道科学创新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