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主义。此时正处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的状态，各种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了传统思想的禁锢，却又难免沉渣泛起，泥沙俱下。要尽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就必须要同其他思潮进行交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知识界先后开展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要不要暴力革命之争，通过三次论争，批驳了形形色色的谬误，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新思潮的主流。这其中不乏李大钊积极联合创办学校，向工人和青年教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培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发动和领导铁路工人进行革命运动，向世人昭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9]李达也致力于在《新青年》《共产党》和《觉悟》等重要刊物上著书立说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现代社会学》中切中时弊地指出：“社会学之革命，惟在于发见社会之核心，探求社会进化之方向，明示社会改造之方针而已。”[10]强调社会革命的成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实践引领。还有像梁启超、朱执信、陈望道等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和宣介马克思主义，各地也纷纷建立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大批知识分子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廓清了思想迷雾，逐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就做不好革命事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源于中国革命的现实经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发展先进的思想绝非易事，不是单纯的背诵“本本”，而是要洗刷积习，继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构建带有中国气派、中国品格和中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叙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最精要的基本原理通过中国话语进行表达，例如，在实践和认识辩证关系上，用“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知行合一”等中国话语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矛盾论》中用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唐人魏徵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和《水浒传》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事例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矛盾论。使“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11]此外，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反对宗派主义、排外主义，强调“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12]鼓励文艺工作者要扎根实践进行文艺创作，兼收并蓄，对国内外文化遗产和文学艺术传统进行批判和改造，发展为革命和人民服务的新文艺，客观上促成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文艺革命用中国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合传统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新文艺。这些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上，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3]
　　特别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需要，坚持实践出真知，解放思想，以新的思想和胸怀去继承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主义。“三个代表”表述了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的文化首先是民族深厚优秀文化的结晶，先进文化必定是科学的，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真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新的阐释。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与发展，是我党高度理论自觉的赓续与深化。
　　融通到内生的转化：不断创新和开放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包容的理论体系，不是本本主义和教条学说，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4]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虽然适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但是要依据不同民族、国家的世情、国情和民情创造性发展和运用，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真精神，迸发其巨大的思想伟力。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大历史观为骨架，以秉持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为灵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内容的契合为血肉，[15]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题，是我党立足于中国传统，着眼于时代所需，回应时代之问，以民族化新的叙述方式融通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创举，创造性地激活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推进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内涵。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融通到内生的过程中，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和社会公信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生动的典范。“习近平用典”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政治操守；“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人本思想；“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务实精神等民族文化，蕴含着共产党人的无私情怀，执政者的深谋远虑以及实践者的政治智慧。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