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古城作为文化记忆的场所保护探析
多被设置为军事要冲、农牧交错地带和文化多元地区，成为了中国历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冲突和文化交融的大舞台。
榆林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最初名为榆林庄，是绥德的卫屯所。明洪武初年修筑榆林庄，记载为“今榆林城内龙王泉处”，[2]“明洪武四年（1371年）置绥德卫。洪武九年，绥德卫千户刘宪率军民屯驻榆林庄（榆林寨）。”[3]直到正统二年（1437年），正式建设榆林城，“正统中期，北虏屡入河套为患，特敕都督王祯镇守延绥等处，始建议筑榆林城及沿边砦、堡、墩台控制之，遂为重地”。[4]洪武九年，绥德卫千户刘宠率领军民屯驻在榆林庄戍守，布设千户所，设定为军事建制。明正统二年为抗御蒙古南犯，延绥镇都督在榆林庄开始修建榆林堡；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正式设为榆林卫。清雍正年间，同时设有榆林府和绥德直隶州两个省辖行政区。直到辛亥革命以后，1913年因废除府州制度，才设榆林道，之后逐步废弃，各县由省直辖管理归置。
1949年6月1日，榆林城和平解放，设榆林分区，管辖包括今榆林、定边、靖边、横山、神木、府谷六县。1950年5月，成立了绥德和榆林两个专区。1956年10月，绥德专区被撤销，将所管辖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六县并入榆林专区，子长和延川并入延安分区。至此，榆林专区管辖范围形成了与现如今一致的十二县形制。[5]1988年9月2日，榆林县改为县级榆林市。2000年7月1日，榆林地区行政公署被撤销，并设立地级榆林市，原县级榆林市改为榆阳区。
（二）发展历程
榆林的城市文明起源，可以回溯至史前到夏商周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周时期。奴隶制的夏商时代，榆林境内为翟（狄）戎族为主的游牧部落所占据的“犬戎之地”，匈奴祖先曾生活在这一区域。在华夏族北上之后，榆林成为了黄帝部落联盟都城昆仑城所在地，当时其实已经出现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城”——石峁古城。春秋时期，榆林地区属于晋国统辖，战国后归属魏国。到了秦代，北部隶属新秦地之九原郡，名将蒙恬曾在此镇守边疆，修筑长城。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榆林城作为“边塞要地”的角色更加突出。公元前206年，匈奴占据榆林城本境北部。直到公元前101年，本境内设龟兹县。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榆林城军事职能完全占据主要地位，军事需求也带动了榆林地区包括军防设施、交通和边城的统一发展。在这段时期内，大批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长期征战，榆林逐渐形成了南北多民族杂居之地。
三国到宋元时期，边境贸易功能十分突出。三国到隋唐时期，榆林地区由多民族占据，境内迁入人口众多，且开始营建都城，进一步实现了民族杂居和融合的历史演进。唐宋时期，蒙汉互市，元代又开设榆林驿，为南北物资的流通和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到公元359年，南匈奴刘卫辰（赫连勃勃父亲）带领部落来境内，后建立大夏国，榆林本境隶属大夏国。隋唐以来，沿故驰道修建为驿道，用于传输军用粮草和物资、传递军令军情。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榆林隶属陕西路。元代，本境长城以南属陕西行中书省延安路绥德州米脂县，长城以北成为蒙古游牧地。这一时期内，榆林成为了贯通南北蒙汉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并随之扩大。
明清时期，榆林城成为了九边重镇之一。自明洪武初年的榆林庄，到洪武九年的榆林寨（沿边25座堡寨之一），到正统十四年修筑榆林堡，再到成化七年在原榆林寨基础之上拓展修建城堡而设的榆林卫，榆林城的军事地位不断提升，从一个居民点逐渐扩大发展为绥德卫屯所，再到后来的长城沿线重要据点之一，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清代时，陕北地区的边防前线退居为内陆省区，榆林成为了地方行政中心。雍正九年（1731年），榆林卫改为榆林府，隶属于陕西布政司。
纵观榆林古代城市发展历史沿革，可以看出其城市空间职能随着城市角色定位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军事功能要求之下所做出的城池选择。榆林自古就是“边陲冲要，全陕藩篱，北临沙漠，巍然雄镇。”[6]由于特殊的城市职能，其选址必须位于“阻溪巉岩危之处”，满足“一夫当关，据险扼害”的要求。[7]因此在王墓山、黑山、红山、马神山及驼山五山环卫、榆溪河阻隔之处选址筑城，同时为避免外敌居高攻城，因此将驼山山体包揽于城中，加强城市的防御职能，形成了“半城山色”的独特城市图景。第二阶段：“三拓榆阳”。随着军事地位的不断提高，城镇人口激增，城区密度不断增大。资料显示，榆林在明朝期间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城市扩建运动，城池大面积扩张，逐渐开始修建大量行政类、宗教类和教育类文化空间，整体数量大幅度增加，后形成今日的规模。第三阶段：形成“南塔北台，六楼骑街”的城市格局。万历三十五年修建镇北台，位于明长城之上。镇北台正是利用了红山毛乌素沙漠区域到城南丘陵视线的景观对应关系，塑造了如今榆林南北通达、“南塔北台”的城市轴线序列，包括设立关键标志建筑如钟楼、凯歌楼、万佛楼等，形成了“六楼骑街”独具特色的榆林城市轴线景观。第四阶段：文化空间的缘起和演进。明成化七年建
榆林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最初名为榆林庄，是绥德的卫屯所。明洪武初年修筑榆林庄，记载为“今榆林城内龙王泉处”，[2]“明洪武四年（1371年）置绥德卫。洪武九年，绥德卫千户刘宪率军民屯驻榆林庄（榆林寨）。”[3]直到正统二年（1437年），正式建设榆林城，“正统中期，北虏屡入河套为患，特敕都督王祯镇守延绥等处，始建议筑榆林城及沿边砦、堡、墩台控制之，遂为重地”。[4]洪武九年，绥德卫千户刘宠率领军民屯驻在榆林庄戍守，布设千户所，设定为军事建制。明正统二年为抗御蒙古南犯，延绥镇都督在榆林庄开始修建榆林堡；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正式设为榆林卫。清雍正年间，同时设有榆林府和绥德直隶州两个省辖行政区。直到辛亥革命以后，1913年因废除府州制度，才设榆林道，之后逐步废弃，各县由省直辖管理归置。
1949年6月1日，榆林城和平解放，设榆林分区，管辖包括今榆林、定边、靖边、横山、神木、府谷六县。1950年5月，成立了绥德和榆林两个专区。1956年10月，绥德专区被撤销，将所管辖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六县并入榆林专区，子长和延川并入延安分区。至此，榆林专区管辖范围形成了与现如今一致的十二县形制。[5]1988年9月2日，榆林县改为县级榆林市。2000年7月1日，榆林地区行政公署被撤销，并设立地级榆林市，原县级榆林市改为榆阳区。
（二）发展历程
榆林的城市文明起源，可以回溯至史前到夏商周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周时期。奴隶制的夏商时代，榆林境内为翟（狄）戎族为主的游牧部落所占据的“犬戎之地”，匈奴祖先曾生活在这一区域。在华夏族北上之后，榆林成为了黄帝部落联盟都城昆仑城所在地，当时其实已经出现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城”——石峁古城。春秋时期，榆林地区属于晋国统辖，战国后归属魏国。到了秦代，北部隶属新秦地之九原郡，名将蒙恬曾在此镇守边疆，修筑长城。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榆林城作为“边塞要地”的角色更加突出。公元前206年，匈奴占据榆林城本境北部。直到公元前101年，本境内设龟兹县。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榆林城军事职能完全占据主要地位，军事需求也带动了榆林地区包括军防设施、交通和边城的统一发展。在这段时期内，大批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长期征战，榆林逐渐形成了南北多民族杂居之地。
三国到宋元时期，边境贸易功能十分突出。三国到隋唐时期，榆林地区由多民族占据，境内迁入人口众多，且开始营建都城，进一步实现了民族杂居和融合的历史演进。唐宋时期，蒙汉互市，元代又开设榆林驿，为南北物资的流通和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到公元359年，南匈奴刘卫辰（赫连勃勃父亲）带领部落来境内，后建立大夏国，榆林本境隶属大夏国。隋唐以来，沿故驰道修建为驿道，用于传输军用粮草和物资、传递军令军情。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榆林隶属陕西路。元代，本境长城以南属陕西行中书省延安路绥德州米脂县，长城以北成为蒙古游牧地。这一时期内，榆林成为了贯通南北蒙汉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并随之扩大。
明清时期，榆林城成为了九边重镇之一。自明洪武初年的榆林庄，到洪武九年的榆林寨（沿边25座堡寨之一），到正统十四年修筑榆林堡，再到成化七年在原榆林寨基础之上拓展修建城堡而设的榆林卫，榆林城的军事地位不断提升，从一个居民点逐渐扩大发展为绥德卫屯所，再到后来的长城沿线重要据点之一，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清代时，陕北地区的边防前线退居为内陆省区，榆林成为了地方行政中心。雍正九年（1731年），榆林卫改为榆林府，隶属于陕西布政司。
纵观榆林古代城市发展历史沿革，可以看出其城市空间职能随着城市角色定位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军事功能要求之下所做出的城池选择。榆林自古就是“边陲冲要，全陕藩篱，北临沙漠，巍然雄镇。”[6]由于特殊的城市职能，其选址必须位于“阻溪巉岩危之处”，满足“一夫当关，据险扼害”的要求。[7]因此在王墓山、黑山、红山、马神山及驼山五山环卫、榆溪河阻隔之处选址筑城，同时为避免外敌居高攻城，因此将驼山山体包揽于城中，加强城市的防御职能，形成了“半城山色”的独特城市图景。第二阶段：“三拓榆阳”。随着军事地位的不断提高，城镇人口激增，城区密度不断增大。资料显示，榆林在明朝期间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城市扩建运动，城池大面积扩张，逐渐开始修建大量行政类、宗教类和教育类文化空间，整体数量大幅度增加，后形成今日的规模。第三阶段：形成“南塔北台，六楼骑街”的城市格局。万历三十五年修建镇北台，位于明长城之上。镇北台正是利用了红山毛乌素沙漠区域到城南丘陵视线的景观对应关系，塑造了如今榆林南北通达、“南塔北台”的城市轴线序列，包括设立关键标志建筑如钟楼、凯歌楼、万佛楼等，形成了“六楼骑街”独具特色的榆林城市轴线景观。第四阶段：文化空间的缘起和演进。明成化七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