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古城

北台中古城”（前文中表述源于此），名城保护范围包括绝对控制区、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针对各个区域提出了不同区域建设保护措施。总体来说，对相关重点区域（绝对保护区）必须保持古城原状、面貌及历史环境，其他区域也应尽量保护好现状自然景观，包括农田、水系和植被等。[12]
　　直到2016年以后，榆林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与规划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在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与规划立市的理念引导之下，榆林展开了新一轮（第五版）的总规修编工作。
　　1、空间变迁视角下的遗产保护
　　“遗产”或“传统”，被认为是代表着某种想象的共同体。纪念日、周年纪念以及各种纪念仪式与事件都让公众记忆视觉化、空间化和实体化，通过某种固定、永久的形式讲述某一具有时空共同性的人群的集体身份认同，这也是纪念空间的力量。如今，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们常会将遗址设计为“记忆景观”来表达，其实是通过纪念形式对立式的一种文化解读与生产。对“过去”的文化解读和生产往往需要动因来展示并建构“解释性空间”，这一空间与历史物件以及一系列如建筑、雕塑、碑刻、导游手册、地图、电影以及各种尺度的相关物件等辅助手段一同传递着真实的历史。[13]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工作，原真性保护原则是第一位。[14]榆林古城同时涵盖了物质和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存，在经历了历代历史文化环境发展的变迁之后，留下的历史印记不仅能够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特点，也能够完整反映历史文化环境变迁的阶段性城市特征和风貌。依照遗产保护内涵，原真性保护内容既包括其真实的历史遗存本体，也包括各遗存在众多历史变迁发展所依托的全部历史环境。其次是整体性保护原则。榆林古城中的众多历史文化遗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物质体，而是被联系并建构在榆林古城所处的全部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的，所有遗存资源构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塑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榆林古城价值及特色，体现了榆林古城所内含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在这其中，古城的军事防御要素（榆林卫城）和古城格局的整体保护尤为重要。榆林古城因军事立城，城内军事防御体系既是榆林镇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自成一体，因此榆林古城不仅要保护古城本身的军事防御设施，还要保护包括整个榆林镇的防御体系中的军事设施，不仅包括保护设施本身，还要将其生存环境、山水形势整体纳入到保护序列中进行。遗产为根，遗产是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文化遗存。要想传承好历史文脉，前提是必须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价值。而针对古城格局的整体性保护，不仅包括古城空间格局形状、轴线等，还应包括与之相关联的道路骨架、河网水系等自然环境以及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及其周边空间环境和历史地段的全部保护等内容。
　　基于此，遗产环境要素的保护是遗产保护的亮点。榆林古城历史文化资源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所处的城市建设环境既保留了历史时期古城建设的印记，也反映出不同时期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脉络，是城市历史发展的重要人工环境要素，同样是今天人们认识城市、理解城市的重要历史见证。
　　2、文化记忆传承视角下的遗产保护
　　记忆是描绘并记录各种社会行为，集体记忆对历史构建十分关键，社会的历史认知也维持着当下的信仰和价值观。城墙记录着特定历史长河中特殊的民族和地域关系，甚至包括城市政策实施、军事行动、生活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变迁。正如李娜在《集体记忆、公众历史与城市景观》一书中阐释的：“记忆联结过去和现在，连接实物世界和文化、社会、个人和社区的价值，并通过集体形成的社会认知框架审视历史。这在城市空间层面上体现为城市精神的构建和持续。集体记忆为我们提供线索，与城市景观产生共鸣；而这种共鸣衍生的历史又有让我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特有的地域感，从而将我们个人的经历与记忆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社区、地域、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15]特色建筑和象征性景观已经成为在建构城市文化记忆过程中的重要策略。扬·阿斯曼理论体系之下的“文化记忆”是对于遗产符号意义的表达和传承，文化记忆构建的是一个文化空间，其中产生的“凝聚性结构”将社会中的“我们”连接起来。因此文化遗产便是一个历史、社会和文化的集合体，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其所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