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门献鱼

唐代诗人、诗论家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认为，南方人对酸咸的追求仅仅在酸咸本身，而北方人在酸咸之外，还追求“醇美”，他认为好诗应不止于此，应该在前两者基础上追求“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司空图以食喻诗，以味喻诗，以味来品评诗歌，那么我们反向可以认为，如果唐长安人没有对饮食之味的深刻理解和反复体悟，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比拟诗歌的。从司空图那里，我们推测唐长安人对“味”的追求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单一味型的嗜好，而且习惯成自然，成为一种传统。第二层是不能仅仅为了填饱肚子，而是在酸咸之外，追求一种“醇美”之味。第三层应该是对原味和中和之味的超越，而追求味之外的“旨”“味外之外”。诗论有诗论的理论背景和发展逻辑，诗文的“味外之旨”“味外之外”是什么也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司空图无疑把对“味”的理解引向了味之外的神妙境界，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如果说在魏晋时代，钟嵘强调滋味的绵延深厚，但还着眼于“味”本身，那么到了唐代，在司空图那里则要寻找“味”以外的意义了。在大唐盛世这个充满诗意的时代，长安城的饮食文化也充满着诗意化的浪漫情怀。在经历了先秦饮食文化政治化，汉长安城饮食文化的官僚权贵化之后，中国饮食文化终于走到了诗意化的阶段。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杜甫《饮中八仙歌》）若不是长安饮食中有味外之旨，杜甫笔下的李白、张旭怎会为之陶醉到把自己的生命艺术化为千年一叹的浪漫奇观？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唐司空图《河湟有感》）大唐之后，长安城历经战火摧残，城池萎缩，金元外族几百年的统治，本土居民的大量外迁以及少数民族的大量移居，传统的长安饮食文化至此终结。之后，历史浓墨重彩地记载着中原和江南的饮食文化，长安饮食文化如同长安城一样，已经成为偏安江南主流汉文化中遥远的历史记忆。“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