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与培黎学校成员

供军需民用物资，书写了宝鸡“工合城”的伟大奇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工业遗产——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1943年11月，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到宝鸡参观了申新纱厂，在后来的《枕戈待旦》一书中以《抗战中的宝鸡工业》为题，特别记述了申新纱厂的窑洞车间。他写道：“这就是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但是新闻记者从未报道过。重庆及其周围有许多地下工厂，但没有一个在规模上超过申新的窑洞工厂！”[4]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斯诺在《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中对“工合城”有这样记载：“工合城是西北最大的合作金工车间的所在地。它是所有最有雄心的合作社中的一个，现在价值54000元。目前，工合城主要从事棉纺机、织布机和梳棉机的制造。它促成了十多个毛毯制作合作社的建立，使25000条工合毛毯的大宗军队定货能够按时交付。它已在过去生产了相当数量的手榴弹、小型武器和其他军需品。”[5]1939年7月，路易·艾黎远上四川阿坝州松潘采购羊毛，发动合作社完成了国民党政府100万条军毯的订单任务。[6]同年9月，毛泽东主席致信“工合”国际主席何明华：“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7]1939年1月至1940年初，在延安毛泽东主席三次接见路易·艾黎，要他创办“工合”延安事务所，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工合”延安事务所所属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工业产品在会上展出），“要我想办法支援正在晋西北指挥游击队打日本人的贺龙”，[8]设法为贺龙部队制造手榴弹。对于红色延安之行的意义，路易·艾黎总结道：“在延安创办合作社以后，‘工合’成了一个跨越国民党和共产党边界的组织，某种意义上维系了统一战线。毛主席派刘鼎等人从延安到宝鸡和双石铺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9]
　　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路易·艾黎的足迹踏遍了中国东南地区、赣南红军老根据地、川康地区、西南地区、新四军军部皖南云岭地区和菲律宾、新加坡、缅甸等国家，他一边在中国实地考察合作社发展情况，一边在东南亚国家宣传中国抗战故事、募捐抗战物资。“截至1940年底，菲律宾和南洋华侨共筹集捐款相当法币100多万元，用于支持陕甘宁边区工合事业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10]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致信路易·艾黎：“你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之关怀与援助，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事业之关怀与援助，这是使我们所永远不能忘记和感谢的！”[11]据1942年“工合国际”统计数据，1940年各地工业合作社共有1780个，社员25682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生产项目包括纺织、开矿、铸造等50多门类工业的500多种人民生活日用品，还生产了军服、军毯、手榴弹等军需品，其中250万条军毯全部用于抗日前线。“工合”生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需品，不仅反击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而且堵截了日货的倾销。“工合”运动催生出“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培养出日后的技能人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等，全力支持了中国抗战和人民游击战争。对于“工合”的贡献，路易·艾黎总结道：“截至1946年，‘工合’通过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促进委员会得到的经济支援约500万美元。”[12]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指出：“在抗战最初几年，特别是1939年到1942年间，工合国际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成为海外各地工合的推进机构和国内各地合作社联系的桥梁与聚集点。”[13]
　　“工合”不仅是争取国际援助的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而且是宣传中国人民抗战的一支独特的文化力量。路易·艾黎说：“工合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中国合作社正在人类争取进步的第一线奋斗，而抓住这显著的时刻，民主会赢得稳步的胜利。”[14]1938年8月23日，在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上宋庆龄作广播演讲时说：“我们打算在所有的内地，甚至在日本所占据的铁道两旁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厂……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图。”[15]1939年12月10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表广播讲话指出：“我认为在中国没有比工合更适时、更有意义的社会运动了，它代表着民众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复，发展经济和民主教育。”[16]埃德加·斯诺在《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一文中说：“工合思想的实验已经帮助中国人民战胜重重困难，从这一点来看，这项实验无疑是一座活的纪念碑，它记载着一个伟大民族准备‘战斗到底’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