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点是依托于不同区域的发展需要，达成整体布局的目标一致性。现如今，城市的建设与规划立足于长期发展目标，具备框架式的构设蓝图，但在特殊情况下依旧需要区域性的短期建设工作。如新冠疫情在我国武汉地区刚爆发时，国家在武汉市封城期间重划区域职能（如集中在武昌区建造方舱医院），与陕甘宁边区城市的区域性短期建设存在一定共性。
　　2、节点治理，以点带面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发展较为落后，无论从地方规模或产业发展来看，并无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城市。因此，边区政府对城市体系进行规划安排时，通常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以城市内若干个乡镇为不同的单元来考虑布点，从节点着手形成整体的城乡布局体系。该方式较少考虑城市内部乡镇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难以构建统一的城市发展网络，但确实充分利用了农村力量，并形成了多个集市，进而演变为乡镇，形成“定点、连线、成面”的构建逻辑。对于我国目前一些人口较少、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区域，可以此为参考，虽以建设速度代偿，但较好地解决了匮乏的社会资源与落后的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
　　3、依地域要求新增行政区划模式
　　当前，部分城市集群中的某些城市之间，往往因为产业结构雷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因素出现恶性竞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发挥行政区划的作用。陕甘宁边区是在特殊历史时期设置的一个隶属区域，实行三级市建制。现在看来，过去的“市带县”或“县改市”均不成功。对此，有学者提出“复合行政”，各不同区域形成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并在特大中心城市下实行“二级城市”，与边区的做法有相似之处。因此，对于一些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区域，可借鉴边区的市建制做法，在区、县、乡域范围内，设立“区级市”“县级市”与“乡级市”等不同级别的城市。同时，在城际的交界地带，设立专门的跨区域经济开发委员会，以统一理念进行统一策划、资源整合与经济合作等。
　　结　语
　　作为战时背景下的现实答案，陕甘宁边区对于城市的建设与治理反哺了战略需要，也指引了发展渠道。通过对边区城市的特色发展模式进行探索，形成特殊历史时期与现代城市体系构成的有机联系，不仅是对革命文化的良性延续，也是对推进城市化进程等发展需要的有力回应。受限于史料的数量与收集渠道，对于边区城市的“治理”方面着墨较少，同时未对战时的工业、农业等产业发展进行深入探析，这与城市建设的联系至关重要。对此，应当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在扩充史料容量与提高文献精准度的前提下，对战时边区的城市建设与治理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助力当下类似城市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1]王鑫宏：《包围城市:豫西抗日根据地对洛工作论述》，载《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71-75页。
　　[2]郑国瑞：《新民主主义社会民主政治建设成就——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实践为例》，载《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4页。
　　[3]宫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发展》，载《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8-10页。
　　[4]冯淼，王兴平，张一凡：《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城镇体系“规划”与建设研究》，载《中国名城》，2018（10）：51-58页。
　　[5]乔国存：《中国共产党城市民族工作的早期探索——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定边为例》，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55-62页。
　　[6]陈晓萍，廖廷建：《论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载《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3（4）：33-34页。
　　[7]敖以深：《文化调适与城市发展：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的文化建设》，载《贵州社会科学》，2013（5）：53-56页。
　　[8]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9]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萌芽》，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10]张宝通：《我的陕西发展观（四）》，载《新西部》，2019（22）：9-11页。
　  作者简介
　　李育浪　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