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

等规定以及前期“市建制”的基础，将城市等级体系划分为县市、区市与乡市三级，采取了“切块设市、城乡分治”的模式。
　　2、城市空间结构：城镇与乡村的有效衔接
　　边区形成了以延安市为中心，以绥德市、庆阳市与定边市为次中心，以若干区市和乡市连接几个主次中心为一体的呈“Z”字形的城市空间结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发展策略。第一，立足基层建设，发展农村集市。据不完全统计，延安市有集市43个，绥德市有集市22个。在边区政府的鼓励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下，农村集市的发展如火如荼。同时，一定程度上集市也能够发展成为乡级市，如真武洞市、西华池市等。第二，结合城乡布局，扩大产业空间。边区的工业布局既顺应城乡布局又突出战时特征，围绕延安周围形成了最密集的工业区，同时在定边、庆阳和绥德三个次中心城市周边布局了相对聚集的工业。这种布局模式充分适应了当时的环境需要，比如兵工厂和一些化工厂的选址既要考虑隐秘性，又要靠近城市，因此一般设立于城市周边的山区沟谷地带。另外，商业布局与城市体系密切结合，部分地区则是由于商业发展而逐渐演变为城市。农业布局虽然与自然环境的相关性较强，但也依托于城乡之间的联系，选择在一些交通要塞、人口密集处引进作物。 
　　多措并举：战时陕甘宁边区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
　　1、内外驱动：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的有机联系
　　边区政府成立之初，政治环境尚不稳定，东有日军进犯，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顽固派侵扰，边区政府领导人民武装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边区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边区实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发展经济”的政策，促进了农、牧、工、商等行业的迅速发展。1937年到1943年期间，边区政府实施了“合理负担”“土地回赎”“减租减息”等措施，并于1942年推行“大生产运动”，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通过军事斗争最优化发展环境，辅以经济方面的作为，不仅改变了边区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经济结构，同时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与群众的生活质量。
　　2、政治建设：法制与制度相结合形成管理体制
　　一是选举制度的保障。参政权作为人民的根本权利，具体表现为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担任公职、管理国家和社会事业等权利。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是政权制度的保障。边区政权由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三部分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参议会之决议案，咨送同级政府执行，如政府委员会认为决议案不当时，应即详具理由，送回原参议会复议。”因此，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政权结构，在降低滥用权力可能性的基础上保全法律或政策的可行性，拓宽了上级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实现了民意的向上传达与民众的向上监督。
　　3、文化调适：基于思想统一战线引领目标预期
　　为了应对战时人口管理，陕甘宁边区政府致力于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为城市市民之间以及城乡民众之间的文化适应和融合提供保障，希冀于通过社会风习与文化观念建立统一的思想战线。为满足军民希望了解战争信息与服务于抗战建国的需求，边区通过成立各类文化团体、创办系列报刊杂志等途径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传递各类战时信息。另外，为改革民间传统的落后陋习，边区政府颁布实施了《民间善良习俗实施办法》《婚丧仪仗暂行办法》《加强查禁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办法》等规定，旨在达到“不仅减少彼此之误会，无谓之摩擦，并可由此渐达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目的，对于推进文化适应与社会进步发挥了一定作用。
　　战略启示：基于陕甘宁边区的城市建设与治理
　　1、目的性规划与区域性建设相结合
　　边区时期的特殊性决定了城市建设与治理的目的性，即服务于战时的短期需求，集规划与建设于一体，即建即用。边区采用“切块切市”的区域构建模式，如南泥湾垦区专门为农业生产而设立。以历史的眼光看，当时的规划与建设过于“粗线条”与“愿景式”，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