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建立与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区域。基于城市建设与治理的视角，对当时的城市体系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解读，构建陕甘宁边区巩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基础，对城市发展的后续工作也发挥了引导作用。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陕甘宁边区城市的特色发展模式可通过当前其他同类或同质城市得以延续，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有力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战略号召。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城际间的协同发展。2021年7月22日，甘肃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到，到2035年，陕甘宁革命老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陕甘宁老区自建国后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今重新提上规划日程，需要立足于其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着手加强城市建设工作。1937年9月6日，共产党将陕甘宁根据地命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边区政府。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城市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敌后城市工作。这一时期除了军事作战之外，共产党在边区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方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基于战时背景与地域环境，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与其他抗日武装部队的指挥中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一方面，学者致力于研究边区的经济发展史，囊括工、农等专题，着重探究当时的工业体系与农业面貌。另一方面，学者多立足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标准，强调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考察，但依旧未跳出“单一领域研究”的局限，缺乏思想理论、政治建设、经济变迁的综合分析。因此，当前研究多集中于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史、政权建设史与经济发展史等，对城市建设与治理方面的论述较少。而综合分析边区市制与城市治理模式，对于厘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中的实践探索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探究陕甘宁边区城市的特色发展模式，以分析当时助力边区城市建设的其他保障措施，旨在实现战时背景与战略应对的逻辑兼容和价值兼容，形成对当下其他同类或同质城市的发展启示。
　　实践探索：陕甘宁边区城市的特色发展模式
　　1、城市等级体系：“市建制”的肇始与变迁
　　城市体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系列规模不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城镇通过有序组织形成的有机整体，陕甘宁边区的城市等级体系可通过“市建制”来体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了五次大围剿，红军在抵御第五次围剿失败后开始长征，于1935年到达陕北，边区的“市建制”进程也拉开了帷幕。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一个市是瓦窑堡市，后期还成立了包括志丹市、临镇市等在内的军事重镇。伴随战争持续进行，边区政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对边区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以适应战时环境。从1940年起，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采取严密包围的政策，强加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宣传等封锁，鉴于此，中共中央开始加强敌后城市工作，边区建市逐渐蓬勃发展起来。依据《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