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石流频发。大禹农庄也因受泥石流影响，鱼塘、民宿、养殖场都破坏严重。而雨季时岷江洪灾也经常冲毁国道，大禹村甚至一度成为孤岛，旅游、农业这些乡村发展的支柱产业都因次生灾害的影响严重受创。灾害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影响，文化发展也因之受挫。像大禹村对面的羌锋村，曾是“西羌第一村”，保存了大量原生态的羌族文化与民俗遗产。但在灾害影响下，文物建筑、遗迹景观、历史积淀正在慢慢消失。地震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已成为汶川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上的重要阻力，每年汶川财政支出有相当一部分都得用于灾害治理与修复重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产业发展。
　　4、观念影响型
　　在某些以康养产业为主导的部分乡镇，因为环境舒适，交通便利，收入稳定，休闲、生态的慢生活方式深入人心。部分群众发展意识与愿望不够强烈，创业意愿不明显，甚至不愿意走产业化的道路，而更希望保持当地原生态的文化生活与生产方式。面对这种内生动力与意愿激发不够的居民，很难用简单的对错去评判，但明显群众的发展诉求与产业化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分歧，有可能会对这些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与定位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汶川各乡镇具有不同的地理地貌、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资源人才等差异因素，构成了各自在文化发展建设中的优势与困难，要想促进汶川乡村文化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导引，根据各乡镇的特殊情况对症下药。
　　汶川乡村文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优化与开放：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经验
　　1、依托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力量进行保护传承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每年拨款80万元进行羌族文化资源相关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一些特殊的重要文化资源项目还特设有每项20万的专门资金进行重点保护与管理。
　　2008-2011年，阿坝州实施了360个项目进行灾后重建与文化遗产保护，总投资188447.16万元。项目涵盖非遗数字化资料收集，专题博物馆、传习所和展示馆的建立，名录项目实践活动的恢复、传承人保护、文化空间修复与重建等。
　　2009年5月起，汶川县实施了《汶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办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重点保障。目前，汶川县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6项，省级名录项目7项，州级235项，公布了六批县级非遗项目共10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名，省级传承人11名，州级传承人29名，县级传承人135名；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其中“羌年（民俗）”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2、对濒临失传的活态文化资源的保护
　　释比是羌族民俗习惯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目前濒临失传，汶川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提供文化教育平台，统一授课，集中教学。汶川目前与释比有关的传承人有羊皮鼓舞20人，羌年10人，释比唱经2人。一般每位释比都带有五六个徒弟，按照传统学艺时间一般三至九年。采用教育平台后，可将所有的弟子集中到一起，由政府非遗保护中心聘请释比统一上课，提供集中教学。这样，释比弟子学习教育的周期就缩短了，成绩优异者甚至三四月就可以通过专业考核训练。
　　第二，完善释比文化，交流开放，取长补短。传统的释比传承是有师门、地域的划分，各成体系。现在的释比教育转向多人对多人与一对一的联合培养模式，打破体系传承限制，各释比经典的内容可以共享交流。
　　第三，联合高校资源，增强教学质量。羌文化传承最大的不利因素是没有文字记载，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即使是汶川各村镇间也存在着口音差异。通过阿坝师范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一方面进行录音、口述史、文献整理等保护工作，另一方面继续研究将羌族语言中语音系统标准化的方法，有助于羌语的系统化文本化学习，加快了学习周期和质量。
　　第四，发动社会力量，全面保护语言文化。鼓励村镇尤其是民族聚居的村落双语化，要求公务员都掌握一门汉语和至少一门民族语言（藏或羌语）。
　　3、涵盖特殊教育人群，培育壮大非遗文化传承主体
　　汶川在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时，特别加强了对特殊教育学校的覆盖面，用“一个也不能少”的大爱精神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特殊校园文化体系。特殊教育学校聘请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传承、教学、展示；开设民俗文化课程教育，包括羌绣、藏羌舞蹈、藏羌美术、羌族体育、民族服饰等课程。不断探索民族地区特殊孩子的职业（生存）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新道路，把民族地区的自然元素与特殊孩子的艺术教育相结合，传习民族技艺，习得一技之长。孩子们既是非遗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