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妇女的劳动，指出了边区妇女的正确方向。”[16]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出，劳动模范们在生产和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政府也注意加强宣传，让群众了解他们的事迹，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树立好典型，同时要求劳模们回村之后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在1943年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边区政府集中表扬并宣传了劳动英雄在生产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他们回到自己的所在地之后继续发光发热，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当地涌现出许多模范工作者，有些地方开始了模范工作者运动。为了适应这种形势，边区政府决定召开全面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又决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由群众选举产生，这样便能克服英雄与群众脱节的现象，避免了英雄看不起群众，强制群众，命令群众的现象，也避免了群众不服英雄，对英雄要求过高的现象，是尊重群众意愿的体现。只有这样选出来的英雄才能更好地和群众站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号召群众，切实起到骨干的作用。
　　4、组织变工扎工，整合劳动资源
　　大生产运动开展时，中共中央提出“耕三余一”，发展生产以备粮荒、战争的准备。这就需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组织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进行生产，调节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作用。1943年，毛泽东在边区最高会议上作了《论合作社》的讲话指出：用合作的方式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在没有改变生产工具，生产的成果仍然归私人所有的情况下，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的提高，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
　　广大农民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积极提倡下，根据本地的不同劳动互助习惯和具体条件，在原有的劳动互助基础之上结合实际情况、大胆探索、创新组织成立变工队，即几家农户在进行生产时，由于人力、畜力、农具、技术上的需要，相互调剂，互相帮助，陕北称为变工，关中一带称为搭工、换工或插工。新型变工队的出现，为边区的农业生产发展、粮食产量的提高，军民的丰衣足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集体劳动所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据统计，“延安柳林区五乡念庄村，在没有组织变工时，乡政府分配开荒45亩，群众信心不高，组织变工后，除种原有熟地及完成45亩开荒任务外，还多开了225亩。合水县变工未搞好前一个月，只开荒100653亩，变工搞好后12天，就开荒13700亩。”[17]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边区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43年，全年开荒976224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除了满足当年消费外，有了21万石余粮，棉花种植面积达150287亩，产棉173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要量的一半以上。养牛达220781头，养驴达167691头，养羊发展到2033271只。[18]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的“耕三余一”目标，在边区基本实现。而变工扎工组织的好，粮食打的多，普遍有余粮也是成为模范村必不可少的条件。
　　模范村建设的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的模范村建设在当时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毋庸置疑的。首先，通过模范村建设进一步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当劳动英雄和模范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身边时，边区民众受到感染，纷纷组织起来参与生产大变工，多开荒地多纺纱，制定生产计划，并做到超额完成。抗战期间，边区民众对抗战的支持非常大，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9万担，1941年的20万担，1942年的26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粮食数字，是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各年所缴纳的公粮即农业税的数字。）”[19]边区老百姓在生产发展后，积极地拥军优抗，多纳公粮，支持抗战。如“绥德县沙坪区一乡郝家桥村的抗属生活，不光政府给予物质帮助，逢年过节送肉送馍，减轻他们纳公粮的数目，本村的村干部和村民也是积极帮助他们生产，制定生产计划，遇有难处的积极给予帮助，因而郝家桥村的四户抗属生活都不用发愁了。甚至有抗属在春节劳军中，主动捐出洋芋二十斤，边币二百元，外加黄米馍馍等物。”[20]由此不难看出，随着模范村建设不断发展完善，陕甘宁边区民众的生产数量日益递增，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战力量，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其次，模范村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例如在介绍文化模范村时所提到的边区政府对农民教育的关注，提出“每人认字一千字”的号召，逐步消除边区的文盲。各个村均开始读报纸，通过读报让大家了解边区的大事，更好地团结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周围。通过读报，也能随时了解边区生产上的新鲜事，了解新的耕作技术和耕作方法等各种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让农民在生产中感受到实惠。此外，在模范村建设中边区政府比较重视的一点是转变农民旧的思想、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等。例如许多农民生病后不找医生找巫神，边区政府便免费给农民看病，或只收一小部分医药费，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农民的习惯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