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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教育智慧与现代启示
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
  老子认为,一般经验知识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而逐渐积累,从而构建个人的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但真理智慧的获得正好相反,与一般经验知识获取作“加法”不同,它需要人们作“减法”,也就是要求学习者通过致虚守静的方法,不断地抛弃掉固有的知识成见和后天习气,逐渐回归到纯朴无杂的“无为而无不为”状态,如此“为道”的方法老子谓之“观复”,即在虚静中体悟大道的本质,达到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从而获得了关于真理的知识即“明”:“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十六章)。
  老子所谓的“学”和“道”,与现代学科体系的“科学”和“哲学”两大知识领域大致可以对应。科学作为一般性的常识,需要学习者不断地积累经验和实践,也就是老子所谓的“为学日益”,通过归纳的方法得出科学知识的一般性规律;哲学作为真理的探索,在一般科学知识实践的基础上,层层去除具体科学的个别性差异和已有的知识成见,也即老子所谓的“为道日损”,使用演绎的方法提炼或剥离出最普遍的原理和本质。《庄子》所谓“得鱼忘筌”,同样适用于为学和为道的方法,“鱼”可以视为是最终的目标“道”,而“筌”则是认识“道”的手段和途径即一般的经验知识,当人们认识真理的“道”之后,就应该舍弃认识“道”曾经掌握和使用过的那些一般性经验知识,这正是对老子“为道日损”最为恰当的诠释。
  虽然“为学”与“为道”的方向和方法不同,但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联系,缺一不可。“为学”为“为道”提供了一般性的经验知识基础,而追求真理的“为道”则是“为学”的最终目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两个重要的知识领域,也是人生学习生涯的两个重要阶段,但具有终极意义的“为道”显然更为重要。老子强调为道者应“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老子》第六十四章),为道者应探索世俗之人所不愿意追求的真理性知识,不要在一般性经验知识学习上浪费精力,并且抛弃那些一般性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机智和聪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减少世俗个人欲望的牵绕,突破一般性经验知识的认知藩篱,才能从科学的必然王国抵达真理的自由王国。
  “不言之教”:老子教学智慧的现代启示
  春秋时期,天下大乱,诸侯争霸,老子激烈地抨击礼教为乱世的罪魁祸首,称世道人心涣散的根源在于人们远离了“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第三十八章)。老子认为大道不行而倡导礼教是舍本逐末,儒家仁义礼教是为了文饰现实政治,道德规范不是出自人们的本真自然,造成言与行的不相统一,不可避免带有很强的虚伪性。
  在批评儒家礼教虚伪性的基础上,老子对于圣人的“不言之教”寄予期待。老子认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圣人”的教化从来不是通过琐碎无用的言语,而是他们自己正在实践的合乎“道”的行为本身。老子以“圣人”之德的养成作为人格教育的目标,旨在培养出具备高尚人格魅力的精英政治家,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之治”,同时“圣人”也以自己的行为成为社会的模范,从而教化世人实现个人德行的完善和社会政治的清明。
  同时老子也认识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四十三章)。世人对圣人的“不言之教”并不重视,这让老子本人也深感失望。但为了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目标,老子积极地投入“道”的教育实践之中,不断地向世人传扬“为道”的原则:“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称其所教的去强为弱的为人之道,乃是古圣先贤代代相承的“不言之教”,那些违背这个原则的人必然受到“道”的惩罚,作为鲜活生动的反面教材,也是另一种具有警示意义上的“不言之教”。老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智慧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历经两千多年仍然具有隽永的生命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寄托在教育事业上。当前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技术轻德行、重言传轻身教的问题,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偏少或缺失,不少学生不能很好地处理好学习知识和为人处事两种学问之间的关系,一些教师也不能较好地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致使“教”与“学”之间的亲密关系日渐疏离甚至断裂。因此,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汲取老子在教育教学上的原则和方法,让中华传统教育智慧在新时代教育事业中焕发新的活力,要以身正为范、知行合一的教育使命感投入教学实践之中;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并引导学生运用哲学思维来思考专业知识问题,努力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简介
  刘康乐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