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各村根据具体情况分配给农户。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还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法令，宣布废除了地主阶级强加于农民身上的佃租、欠债和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
　　土地革命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照金苏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以各种方式支援红军。如照金群众中掀起了参军热潮，先后有30多名优秀子弟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热血男子、青年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其中很多人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积极推行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实行生产互助互帮自救，鼓励群众努力增产增收、改善生活。1933年春夏之际，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薛家寨山下的享子沟建立起集贸市场，不仅方便了周围群众，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红军的生活和其他必需品，从而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苏区经济。
　　随着照金苏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除开展武装斗争，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领导群众分粮、分地，组建地方武装外，也非常重视苏区文化建设。除了前文提到的红二十六军的随营学校外，为活跃战士们的生活，红二十六军在战斗的间隙和休整期间，经常开展一些小型文艺活动。在对广大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时，以顺口溜、快板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过建立政权和土地分配运动，照金苏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其大体范围以薛家寨为中心，东到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方圆数十里，横跨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
　　薛家寨是照金苏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
　　薛家寨距照金镇约5公里，海拔1600余米，山体巨大，绝壁拔地而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相传古时薛刚反唐曾在此屯兵练武，故而得名为薛家寨。
　　接近山体顶部依次横贯着四个自然天成的岩洞。从山下仰望，5个寨子壁立千仞。站在四五号寨子山梁前端，向下鸟瞰，山下秀房沟、黑田峪过往行人则一目了然。薛家寨大洞能容上百人、小洞能容几十人。一号寨子设有哨卡， 由游击队一、三支队驻守。二号寨子设立了红军医院和被服厂，主要由妇女游击队员照料伤病员和缝制棉被军衣。三号寨子作为兵工厂，为红军修造枪械，配制炸药，并自制研发了一种威力极强的土炸弹——麻辫手榴弹，这种武器在后期的薛家寨保卫战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四号寨子最为偏远和险要，是边区指挥部和后勤仓库的所在地，刘志丹、习仲勋等就经常在这里研究部署边区工作。陕甘边根据地照金中心时期，薛家寨既是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同时也是红军和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红军游击队到达照金时，群众对红军不了解，以为是匪兵，或躲或藏。红军用实际行动树立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照金秀房沟刘氏说，“红军游击队初到秀房沟时，大伙以为是粮子（旧军队）来了，吓得人都跑光了。回来后，一锅搅团吃完了，一缸酸菜吃没了，但鸡蛋还在罐里，一个没少，桌子上还放着钱，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
　　红军在集市上严格执行买卖公平原则，坚持“要先让群众买”的规定；付工钱请群众参加“红军寨”的施工、以及做军鞋等任务。同时，积极宣传，让群众对红军有了深刻认识，他们主动要求参加红军，义务运送粮草、筹集物资经费、修建工事、打造堞墙、提供情报、协助作战等，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伤员，并为部队送信、放哨、洗衣、磨面、当向导。有的还无偿捐献个人财产，甚至牺牲了宝贵生命，全力支持红军队伍建设。出现了“红军妈妈”“娃娃游击队”“妇女游击队”和“乡村农民游击队”等等，给红军以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为党的队伍作出了突出贡献。
　　杨玉财家住在薛家寨下边的亭子沟，红军上下寨都会经过他家门口。据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寨上原是当地人朱吉祥和其父修身养道的地方。他们在四号洞里供奉着泥塑山神像，在三号洞里挂着一块木制金匾，每天进香。红军在照金一带打游击时，朱吉祥父亲已经死了。朱吉祥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十分感动，主动要求参加游击队，并献出寨洞作为红军的营地。
　　红军上寨后，便开始了山寨建设。首先加固了前哨门、后稍门（也叫北稍门），筑了碉堡，设岗放哨。然后从三号寨洞开始，给一、二、三寨洞打堞墙。作为农会主任的杨玉财是少数几个自始至终参与打堞墙的，整整干了几个月。寨洞周围全是石头，没有土，他们就一篮篮地从别的地方担土，一夯一夯地打实。附近很多群众都上寨打堞墙，热情很高，红军给付报酬。堞墙打好后，人在寨洞之间行走十分安全。为了方便上下寨子，游击队和群众一直把路从山下迂回修到山上寨子。经过一番建设，薛家寨成了照金苏区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当地人也将薛家寨改称为“红军寨”。
　　1933年，桂生芳从西安辗转到了薛家寨，他是薛家寨红军游击队“修械所”首批两个工人的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