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上的“建党”浮雕

据他回忆：最开始他们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支。当时部队的枪支多是从西北地方部队和一些土匪队伍中缴获的，型号复杂，也比较落后，就这样的枪支也不是每个战士都能拥有的。由于没有工具，也没有原料，他们就跟着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找材料。有了材料和工具，就立刻修，修好一批武器，就立即送回部队。
　　薛家寨修械所最多时期大约有六七十个工人，工厂十分缺乏原料，部队规定，凡是打仗用过的弹壳，必须收回，不管是长枪还是短枪，打几颗子弹就交几个壳，工人们把旧弹壳加工处理后再使用。除了在西安购买所需材料之外，他们还自己制造火药。火药是用土办法配制的黑色火药，把它装到弹壳里也可以打出去。他们还把香山寺里的铜元和铜钱搜集到薛家寨，熔化后制造子弹和手榴弹壳子。修械所还制造出了麻辫手榴弹，将一个弹壳绑上几根麻，再用一段铁丝压上几根火柴头，装在已经装好药的弹壳上，其外形似甜瓜，下边大，上端小，大头顶端有底火，上端安装一小环，手榴弹上的麻绳不仅便利携带，还起到手柄的作用，扔出去就响，有一定的杀伤力。在敌人四面封锁“围剿”的山沟里能够制造这样的武器弹药，是很不容易的事。
　　红军游击队袭击三原泾惠渠仓库时搞到了几千公斤黄色炸药，运回薛家寨就装成手榴弹、地雷。他们用土法制造的地雷，有拉火的，也有踩火的，杀伤力很大，成为红军游击队的“新式武器”，后来在保卫薛家寨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红军和敌人展开地雷战，也是从这儿开始的。
　　薛家寨还活跃着一支陕甘边妇女游击队。这支有二三十人的女游击队，是红军被服厂的主要成员，除担负缝制红军和部分游击队服装衣被的任务外，还承担了浆洗纱布、照顾伤病员、站岗执勤等繁重任务。在薛家寨保卫战中，她们被敌人逼到山寨东北的石崖断壁上，视死如归，20余名战士跃身跳崖，壮烈捐躯。
　　反“围剿”斗争及陈家坡会议
　　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四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六个县的民团，分路进攻照金苏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杜衡的“死守照金”的指挥下，红二十六军连连受挫。杜衡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中共陕甘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团转入外线寻机歼敌，金理科、习仲勋、李妙哉（斋）留在苏区，领导游击队、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用内外两线的作战方法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
　　5月下旬，红二十六军返回照金。对红二团的去向又在照金北梁召开了联席会议加以讨论。这次会议形成三种观点：杜衡认为红二团应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建立根据地；李杰夫提出，红二团应向北发展，离开陕甘边，到内蒙古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刘志丹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杜衡凭借其军政治委员的权力，强行作出红二团南下渭华的决定。南下行动不仅使照金苏区的领导力量严重削弱，也失去了主力红军的保卫。红二团南下不久即遭到敌人重兵围攻。刘志丹、王世泰等率领部队苦战一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而兵败终南山。
　　杜衡在西安被捕并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及关中、陕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国民党军又调集大批兵力前来围攻照金苏区。
　　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我们地方游击队的4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充满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
　　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领杨虎城部骑兵团一千多人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时刻，这次起义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了耀眼火光。王泰吉起义后，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耀县第三支队，后第三支队转入照金。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也撤到照金，再加上照金的几支游击队，人数达四五百人，枪300余支，增强了照金苏区的革命力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