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从游击区到根据地
　　1933年，刘志丹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影响了习仲勋，影响了照金这片土地在那个年代的气质。这也是和谷从童年到花甲念念不忘的这首革命史诗特质之所在。
　　1933年照金老百姓面对的生活现实是：军阀混战，兵祸延绵。加上连续几年旱灾、水灾、冰雹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生活苦不堪言。
　　照金具有典型的丹霞地貌特征，山寨走势雄奇，易守难攻。隐秘的薛家寨，有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狭窄栈道和低矮山洞。这里是储存粮食、棉花、弹药等重要物资的后勤部仓库。红军在这里修建防御工事，设防哨卡，使这里成为一个秘密基地。
　　“这里的群众都很穷苦，除少数富户人家，偶然在地面上盖几间瓦房住宿外，一般群众都住在只有北方高塬上才能见到的、从平地挖下一个大坑内的土窑里。群众把这种较为原始的居穴，称为‘地窑’。这里往往地窑连片，居住成村，从远处根本看不见人家，有时连树木也不多，军事上较难隐蔽。”剧作家余清泉在回忆王泰吉的一本书中写道。
　　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将照金开辟为游击区。刘志丹、谢子长经常率部队到这里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土地革命，打垮了柴志发为团总的小坵民团，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1932年4月初，19岁的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县举行兵变，虽然起义失败，但在关陇地区引起巨大震动。这一年，他在照金杨柳坪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提起两当兵变的失败，他难掩心中沮丧。刘志丹却安慰并鼓励他：“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习仲勋把这次会面视为自己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他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意义。
　　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标志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
　　这也是红军在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这年春天，习仲勋被中共陕西省委调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再次见面，刘志丹真诚地嘱咐习仲勋：“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刘志丹还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从1931年起，刘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谈到哪里，教育和影响着见到的每一个人。”[1]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头钻进深山里的乡村，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和群众一起种庄稼，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
　　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选举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他们颁布了各种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等政策。由于他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受到农民拥护。许多青年农民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照金苏区也初具规模。
　　王泰吉和习仲勋的命运交错
　　1933年，也是王泰吉革命生涯的转折点。
　　“他对革命贡献很大。1933年，在陕甘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领着骑兵团跑到照金。薛家寨山势陡峭，条件很艰苦，他就在石头缝缝里住着。”剧作家余清泉说。
　　20世纪80年代，余清泉接到朋友刘杰诚的邀请，让他帮忙编辑《革命英烈》刊物，余清泉欣然应允。在编发杨虎城、刘志丹等英雄人物稿件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同样值得书写的人物——那就是出身黄埔军校一期的共产党员、临潼人王泰吉。
　　王泰吉先后参与发动和领导了麟游、渭华、耀县三次起义，屡遭挫折仍然奋斗不息，为建立和壮大革命武装作出了重要贡献。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监狱，受尽折磨，却坚贞不屈。
　　关中人写关中人也有一种愣娃精神。他们花费数年几乎走访了所有能走访到的革命先辈，查阅了所有能查阅到的资料。28岁英勇就义的年轻后生身上的革命气势，半个世纪后依然深深打动着他们。他们以关中愣娃的精神还原了这位关中愣娃如夏花般短暂而绚烂的革命生涯，犹如找到一颗隐藏在历史中的“火种”。
　　站在照金山水面前的震撼，和余清泉在省档案馆翻阅王泰吉狱中的万言诗稿《困顿漫语》，心中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