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也许大抵相通。那些滚烫的诗文：“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作先锋。遗嘱同志莫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也是巨碑式的存在，也同样保留着1933年的某种特质。
　　1933年夏天的王泰吉，已经是习仲勋心目中的“时代英雄”了。这不难理解。两人家乡富平县淡村和临潼县北田镇相距不过五六十里远。他很早就对这位长自己7岁的革命者怀有仰慕之情。
　　王泰吉少年时便接触大量新文化、新思想，13岁即参与五四运动，18岁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时，就写下了诗句“七尺男儿汉，足立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蹈覆待何年！”入校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个夏天深刻地影响了习仲勋。《习仲勋传》里面有一个章节叫《泰吉同志，欢迎你！》，记述了那个夏天两位革命者在照金的命运交汇。
　　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发起了耀县起义，一举震撼西北。
　　那天拂晓时分，耀县古城枪声大作，王泰吉率骑兵团宣布起义，收缴了当地民团和县警察局、县政府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全县。骑兵团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开仓放粮、释放犯人、宣传抗日。
　　王泰吉的耀县起义对于照金根据地来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好消息。虽然他在起义后遭遇了挫折，起义部队被击散，来到照金的时候，只有百余人，使他不免有点沮丧。习仲勋热情地鼓励了他，并且帮他分析了失败的原因。
　　当时照金的主力红军南下失败，几乎全军覆没。敌人调动大批武装，妄图一举荡平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继之，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使中共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和破坏。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王泰吉毅然决然率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激励了处在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区都起了重大作用。”习仲勋写道。
　　画家王关棣选取这段历史素材，创作了作品《洪流——王泰吉革命纪事》，描绘了1933年王泰吉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与习仲勋、李妙斋等人在铜川照金汇合，从而完成汇入革命洪流转折点的历史事件。两位年轻的革命者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习仲勋握住王泰吉的手，传递着信心、力量和鼓励。
　　《习仲勋传》中也描述了这一幕，习仲勋热情地握紧王泰吉的双手，并且宽慰了他自责的心：“兵不在多而在精。现在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坚决革命的都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
　　照金苏区的危机
　　1933年的刘志丹忍辱负重、埋头苦干，协助王世泰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他在部队遭到排挤，被夺走了指挥权。政委杜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指责他和谢子长等为“游击主义”“梢山路线”“右倾机会主义”。
　　1933年6月，杜衡不顾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反对，强令红二团离开照金，南下到渭华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当时颇为痛心：“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杜衡将部队带过渭河，自己却离队进西安，后被捕叛变。部队遭遇敌人前堵后追，形势紧迫。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奋勇作战，终因力量悬殊，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也生死不明，不知所踪。
　　张秀山在回忆录中记述了1933年照金苏区的危机：“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根据地失去了坚强的支柱。陕西、甘肃、汉中的党组织被破坏，苏区垮台，全被‘左倾机会主义’这些叛徒搞完了。我在报纸上天天看到这种消息，感到非常痛心。这是红二十六军咬紧牙关的时期。”
　　张秀山还写到：“在强敌进攻面前，照金苏区、渭北苏区全部失败，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小，物资奇缺，红军不能在村庄里面住，只能钻梢山（即山沟），梢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连觉也不能好好地睡。”
　　虽然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到了照金地区，但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根据地仍然存在着严重危机。几支部队分别住在薛家寨下边黑田峪的岩洞和附近山村，吃得多是群众只磨不筛的麸子面做成的饼和苞谷渣粥等。加之住处潮湿，许多士兵出现腹痛、腹泻等肠胃疾病，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虽然给根据地建设和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但如何实施对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如何坚持发展根据地，则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秦武山、习仲勋等人主持下，在离薛家寨不远的陈家坡村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