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坡会议现场还原景象

　　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个夜晚
　　张秀山在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清晰地记述了陈家坡会议，和那个夜晚“吵出来的”正确方向。这种记忆本身就彰显了那个夜晚的某种重要性，经岁月洗礼，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
　　古树底下两间青石板房，就是当年陈家坡会议的旧址。会议经过激烈争执和反复商讨，确立了统一领导、统一行动的根据地建设方针。
　　“当时一些不坚定的人发生了动摇，右倾悲观失望就出来了。他们认为红军在陕甘不能发展，只能打游击；陕甘边特委只能领导游击队，不能领导红四团。主张红四团分散打游击，不能建立根据地。而我们认为，我们还有军队，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指挥，把我们的基础搞起来，红军就能发展壮大，根据地就能恢复和发展。红军队伍要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建苏区。”张秀山写到，“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最后才统一了认识，作出了决定。”
　　会议决定把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起来，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因刘志丹当时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
　　会议的另一位执行主席秦武山在《我的自传》中也对会议情况有详细记述，其中写道：“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习仲勋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2]
　　陈家坡会议标志着陕甘边革命开始回到正确轨道，为日后陕甘红军主力的重建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为创建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家坡会议是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在失去省委领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制定正确战略方针的起点。习仲勋曾评价：“没有陈家坡会议，就没有以后的南梁苏区。”
　　1933年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大难之后再次重逢，大家心情都无比激动。
　　当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后，当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刘志丹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1933年11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所辖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被任命为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
　　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即以崭新的战斗阵容，歼灭让牛村、柳林民团各一部，首开胜利记录。苏区周围的反动民团纷纷后撤。
　　王泰吉率领部队长驱北进，直插甘肃省合水县城，消灭了酣睡中的城防驻军一个连，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释放了在押犯人。这让红军威名大震。
　　然而，1934年初，王泰吉为劝说土匪刘桂堂举旗共同抗日，化装进入白区，遭出卖被捕。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英勇就义，年仅28岁。
　　审视1933年他们每个人的生命状态，不难发现，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们每个人都是一股坚定的小溪，百川归海一样汇聚到那个夜晚。“吵了一整晚”，最终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意义重大。
　　陈家坡会议载入史册的成果是，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决定恢复陕甘边红军的主力部队，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影响了红二十六军的前途命运，也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注释
　　[1][2]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