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焕先向党中央报告鄂豫陕苏区情况的地点考证
晚，约在鸦片战争以后，所以清乾隆时的县志不可能有它的名字。但其地理位置是否在南乡的范围，我们通过对《户县新志》中“南乡”与“西乡”分界的研究，发现“南乡”与“西乡”是以涝河为界。涝河在户县县城以西，发源于秦岭，自南向北流入渭河。上涧子与水磨头等村在涝河西岸，属于户县西乡，而不属于户县南乡。
从清末到民初，县以下地方区划经过了操里制、联保制、乡镇保甲制的变化，明末“四乡”的区划早已废弃，界限也已模糊，但因“东、南、西、北四乡”简单明了，民间却一直沿袭使用。1929年，户县将全县13个操40个里划分5个区时，也是按照明末“西、南、东、北”的方向，以县城以西兼及西北为第一区，以正南为第二区，以东、东北为三、四区，以北为第五区。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分界线，北段仍以涝河为界，南段却偏离了涝河，将上涧子村、水磨头村等划归到了第二区。由于第二区基本上是原来明末“南乡”的范围，人们习惯上将第二区还称作“南乡”。
比如，1932年冬，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沿秦岭北麓西进时，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在户县随便派粮，骚扰百姓，时任户县建设局局长的刘励三就在日记中说：“数日间，闻县西乡、南乡各村每日有队伍自由打粮（派粮），所至，入民宅，处处搜寻，行动颇为自由，乡民不堪其扰”。[13]刘励三作为县政府官员，还习惯上将第一区、第二区称作西乡、南乡，可见当时“西乡、南乡”的概念依然流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户县共产党员曹希文在沿山一带组织游击队，配合解放军作战，也叫做“户县南乡游击队”。
我们到鄠邑区（原户县）沿山一带进行调查，许多老人都知道“南乡”的概念，将县城以南，沿南山（秦岭）一带都叫做“南乡”，包括南山脚下的上涧子和水磨头等村，所以吴焕先在上涧子村向中央写报告，落款为“户县南乡”，也是沿袭当地老百姓的习惯用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7月17日红二十五军是否到达周至县内？我们查阅上世纪30年代的户县地图，清楚地看到户县和周至的界限，是在“上涧子”和“新城”之间穿过。也就是说，户县上涧子村西边的“新城”，当时并不属于户县，而属于周至县，所以，红二十五军在上涧子村宿营时，一部分在“新城”宿营，确实已进入周至境内，所以吴焕先的报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只不过这时红二十五军仅在周至县边沿，尚未深入周至县腹地。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将周至县东部6个乡、约100多个村划归户县管辖，[5]使上涧子村到两县交界处尚有10个左右的村庄，拉长了上涧子村到两县交界处的距离。上世纪80年代地方党史部门调查时，不清楚两县行政区划的历史变化，未加说明，仍以为“新城”在红二十五军经过时就属于户县，认为“7月18日上午，红二十五军进入周至县境”，[8]因此造成了时间上的出入。
1935年7月17日夜晚，吴焕先在户县上涧子村天主教堂写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长征途中产生的一个重要文献，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苏区革命斗争的光辉写照。这篇报告中的正确决策和战略行动，对中国革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后来说，红二十五军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成为中央红军之向导，[14]为革命立了大功。[1]
参考文献
[1]陕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西安：内部印行，1987。
[2]商洛地委党史办：《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4]卢振国：《吴焕先传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5]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户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6]卢振国、姜为民：《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7]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
[9]陕西省档案馆：《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10]陕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11][明]张宗孟：《崇祯十四年户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12][清]汪以诚：《乾隆户县新志》（卷一）。
[13]郑义林：《户县民国实录》，西安：陕西省户县档案局编印，2011。
[14]范长江：《范长江新闻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张天社 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从清末到民初，县以下地方区划经过了操里制、联保制、乡镇保甲制的变化，明末“四乡”的区划早已废弃，界限也已模糊，但因“东、南、西、北四乡”简单明了，民间却一直沿袭使用。1929年，户县将全县13个操40个里划分5个区时，也是按照明末“西、南、东、北”的方向，以县城以西兼及西北为第一区，以正南为第二区，以东、东北为三、四区，以北为第五区。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分界线，北段仍以涝河为界，南段却偏离了涝河，将上涧子村、水磨头村等划归到了第二区。由于第二区基本上是原来明末“南乡”的范围，人们习惯上将第二区还称作“南乡”。
比如，1932年冬，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沿秦岭北麓西进时，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在户县随便派粮，骚扰百姓，时任户县建设局局长的刘励三就在日记中说：“数日间，闻县西乡、南乡各村每日有队伍自由打粮（派粮），所至，入民宅，处处搜寻，行动颇为自由，乡民不堪其扰”。[13]刘励三作为县政府官员，还习惯上将第一区、第二区称作西乡、南乡，可见当时“西乡、南乡”的概念依然流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户县共产党员曹希文在沿山一带组织游击队，配合解放军作战，也叫做“户县南乡游击队”。
我们到鄠邑区（原户县）沿山一带进行调查，许多老人都知道“南乡”的概念，将县城以南，沿南山（秦岭）一带都叫做“南乡”，包括南山脚下的上涧子和水磨头等村，所以吴焕先在上涧子村向中央写报告，落款为“户县南乡”，也是沿袭当地老百姓的习惯用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7月17日红二十五军是否到达周至县内？我们查阅上世纪30年代的户县地图，清楚地看到户县和周至的界限，是在“上涧子”和“新城”之间穿过。也就是说，户县上涧子村西边的“新城”，当时并不属于户县，而属于周至县，所以，红二十五军在上涧子村宿营时，一部分在“新城”宿营，确实已进入周至境内，所以吴焕先的报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只不过这时红二十五军仅在周至县边沿，尚未深入周至县腹地。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将周至县东部6个乡、约100多个村划归户县管辖，[5]使上涧子村到两县交界处尚有10个左右的村庄，拉长了上涧子村到两县交界处的距离。上世纪80年代地方党史部门调查时，不清楚两县行政区划的历史变化，未加说明，仍以为“新城”在红二十五军经过时就属于户县，认为“7月18日上午，红二十五军进入周至县境”，[8]因此造成了时间上的出入。
1935年7月17日夜晚，吴焕先在户县上涧子村天主教堂写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长征途中产生的一个重要文献，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苏区革命斗争的光辉写照。这篇报告中的正确决策和战略行动，对中国革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后来说，红二十五军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成为中央红军之向导，[14]为革命立了大功。[1]
参考文献
[1]陕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西安：内部印行，1987。
[2]商洛地委党史办：《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4]卢振国：《吴焕先传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5]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户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6]卢振国、姜为民：《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7]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
[9]陕西省档案馆：《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10]陕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11][明]张宗孟：《崇祯十四年户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12][清]汪以诚：《乾隆户县新志》（卷一）。
[13]郑义林：《户县民国实录》，西安：陕西省户县档案局编印，2011。
[14]范长江：《范长江新闻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张天社 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