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午西窜南集贤镇，其先头已至店子头。”[9]杨虎城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皓巳”为韵目代日的19日9-11点，“巧亥”为韵目代日的18日21-23点，“盩厔县”为周至县旧时写法，“匪”“徐匪”是国民党对徐海东红二十五军的蔑称，“刘团”指驻防周至县的陕西警备第1旅第3团（团长刘威诚）。也就是说，7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一部进入当时周至县的祖庵镇，与陕军交战。19日上午向西到达南集贤镇，先头部队再向西进入店子头。
　　我们再看《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日报表》中“杨虎城马亥电”一条的内容：“孙支队长马申电：徐匪昨晚据守店子头镇，本（日）拂晓被我攻击，于十时窜踞马台镇一带”。[9]“马亥”为韵目代日的21日晚21-23点。“孙支队长”即陕军支队长孙友仁，“马申”为韵目代日的21日15-17点，“马台镇”应为马召镇。这条电文说，20日晚，红二十五军据守店子头镇，21日上午与陕军孙友仁部发生战斗，之后向西退到马召镇。
　　当时，奉命前往周至县堵截红二十五军的东北军第51军113师（师长李振唐），在其《阵中日记》7月19日记载：“匪之大部以天雨河涨关系，盘踞于店子头一带，有窜向陕北之企图。”[9]东北军第51军113师也因天雨行动困难，迟迟不能到达目的地。
　　这些档案资料说明，7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一部进入周至县祖庵镇，与陕军交战。19日上午向西到南集贤镇，先头部队进入店子头。20日白天和晚上，都在店子头宿营。21日上午在店子头又与陕军发生战斗，后向西到达马召镇。也就是说，7月17日，红二十五军并没有到达周至县店子头，7月19日才进入店子头。戴季英等回忆说“7月17日、21日，先后在周至县店子头和马召镇，两次打退陕军”，应是7月18日、21日，作战地点分别是祖庵镇、店子头。所以，认为7月17日晚吴焕先在周至县店子头给中央写报告，是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邓南村、卢振国都说是“在店子头附近的一座古庙里”？一是因店子头与道教圣地楼观台相邻，原来周边庙宇众多；二也有可能邓南村、卢振国等在搜集红二十五军史料时，听说过这份报告写于一座古庙了，就联想到一起了。
　　户县上涧子村
　　既然吴焕先不可能在周至县店子头向中央写报告，户县南乡又难以找到具体地点，我们只能从档案史料着手，参照上世纪80年代地方党史部门的调查资料，来梳理7月17日红二十五军的行军位置，以寻找吴焕先撰写报告的地点。
　　我们再来查阅1935年7月《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日报表》。在“杨虎城巧午电”一条记录：“据呼延指挥官筱戌电：据探报：匪部退居石井村一带，职于本日（十七）午后一时率队进剿，我前卫进至斑竹园附近与匪前哨接触，匪退石井村，职队称（乘）势猛进，至七时与匪大部在石井村以北激战约一小时，匪窜捞（涝）峪、水磨头、上夹子一带。”[9]
　　“巧午”为韵目代日的18日11-13点。“呼延指挥官”为杨虎城部前线指挥官呼延立人，“筱戌”为韵目代日的17日19-21点，“上夹子”就是上涧子村，电文中所说的几个村均在户县西部。这条记录说明，7月17日，陕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户县石井村以北激战，傍晚时分红二十五军通过涝峪退往水磨头、上涧子一带。石井村村子较大，向西与水磨头、上涧子隔涝河相望。也就是说，7月17日晚，红二十五军在户县水磨头、上涧子村一带宿营。
　　我们再查阅上世纪80年代地方党史部门的调查：“7月16日晚，红二十五军在上涧子和附近的水磨头、新城一带宿营，军部设在上涧子村天主教堂内。第二天，在村里碾麦场上搭起台子，准备召开群众大会，因天下大雨，没有开成……红军在上涧子住了两夜。”[10]7月18日，红二十五军离开户县，进入当时周至县东部的祖庵镇。
　　这些材料的共同指向是，7月17日红二十五军在上涧子、水磨头等村宿营，军部设在上涧子村天主教堂内。所以，吴焕先给中央写报告的地方，只能是上涧子村天主教堂，不可能在别处。
　　我们多次前往调查，上涧子村位于户县县城西南10公里处，居民大都信奉天主教，村内建有天主教堂一座，远近闻名。当地老人介绍说，当时红二十五军住满上涧子村，军部就住在天主教堂内。所以，上涧子村就是吴焕先向党中央写报告的地方，应确实无误。
　　那么，上涧子村与“户县南乡”有什么关系？吴焕先为什么要落款为“户县南乡”？
　　我们查阅明崇祯十四年《户县志》，终于找到了“户县南乡”的踪影。原来明朝末年，户县知县张宗孟为防止李自成起义军，以县城为中心，按照方位设立了西、南、东、北四乡团堡，分别冠以“永、保、安、宁”的名称，[11]清初继续沿用。据清乾隆时《户县新志》记载，“户县南乡”包括县城以南89个村，[12]但其中并没有上涧子村。反而在西乡43个村中，我们查到了上涧子村东北相邻的水磨头村。[12]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调查得知，上涧子村形成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