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第一个注明“于户县南乡”，应该说写作地点已十分明了。因笔者长期考察当地红色遗址遗迹，在实地调查时，却发现当时陕西省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并没有叫做“南乡”的地方。
　　查陕西省地方志丛书《户县志》可知，北洋政府时期，陕西户县延续清末的行政区划，即13个操40个里。到国民政府时期，1929年，户县将全县按序号划分为第一、第二等5个区，设立区公所，下辖13个操40个里，[5]里下为村，但没有叫做“南乡”的地方。红二十五军经过关中时，正是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的时候。1934年，户县也以村为单位组编保甲，4个保为一“联保”，全县共有24个“联保”（后调整为22个），[5]由县政府直辖，当时也没有叫做“南乡”的。到了抗战时期的1939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新县制，户县将22个联保合并成9个乡镇，成立乡镇公所，这已是红二十五军过后的事。
　　既然“户县南乡”的具体地点难以寻觅，那么，我们看看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的回忆中是否涉及这一问题。
　　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的程子华在回忆吴焕先时说：“为了向中央报告情况，我们从丰峪口出发的第二天，他连夜写了一份长达八千字的书面报告，就红二十五军的作战行动、有关斗争策略和省委工作中的进步和缺点，如实向中央作了反映。”[7]红二十五军其他领导人戴季英、韩先楚、刘震也回忆说，“从丰峪口出发的第二天，他（吴焕先）连夜写了一份《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长达八千多字，末尾注有‘7月17日夜，下3点半’。”[6]“丰峪口”即沣峪口，是沣河向北流出秦岭的峪口。7月15日，因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辗转找到红二十五军，带来中央文件和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等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老爷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征北上，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7月16日凌晨，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沿秦岭北麓向西行进。“从丰峪口出发的第二天”，就是7月17日。程子华等回忆的日期是正确的，但对这个报告的形成地点却没有说明。
　　周至县店子头
　　作为红二十五军历史资料整理人之一的卢振国，著有《血沃中华——吴焕先传记》，他认为这份报告写于周至县“店子头附近的一座古庙里”。他在书中说，红二十五军进入周至县境，“在店子头附近的一座古庙里面……吴焕先伏在一张残破的香案上，伴着一盏悠悠晃晃的油灯，满脸汗水津津，奋笔疾书。”[4]天快亮时，吴焕先写完报告，连同鄂豫陕省委的几份文件，交给石健民呈报中央。
　　卢振国依据什么说明这份报告写于周至县店子头？在卢振国等人合编的《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一书中，收录了邓南村写的关于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的文章，其中说：“（从沣峪口出发）两天以后，吴焕先在店子头附近的一座古庙里面，藉着一盏微弱的灯光，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报告长达八千余字，末尾落有这样一笔：‘7月17日夜，下3点半。’盛夏之夜，天气之闷热，蚊虫之围攻，伏案写作之情景，也可想而知。”[6]邓南村在文章中还说：“这些闪灼着历史光辉的文献史料，都完整无缺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内。笔者有幸看到这样几份历史的真迹，更是对党的交通员‘石先生’，充满着无比深切的敬意！”[6]
　　看来，邓南村见到过吴焕先报告的原件，落款为“7月17日夜，下3点半”，应该是第二种版本，他没有见到落款为“7月17日夜于户县南乡”的第一个版本。
　　那么，7月17日，红二十五军是在户县境内还是周至境内？我们再仔细阅读吴焕先在7月17日夜间的报告，其中说：我们“发动了引驾卫（回）、子午镇、秦渡镇、户县及周至的群众分粮分盐分衣服的斗争，号召很多穷人来参加红军。”[2]当时，在西安以南，到秦岭北麓，从东到西，一字排开的是蓝田县、长安县（今长安区）、户县（今鄠邑区）、周至县。引驾回（今引镇）、子午镇属于长安县；秦渡镇在长安与户县交界处，属于户县。这里还出现了“发动了……周至的群众”，说明7月17日红二十五军已到了周至境内。
　　到了周至县什么地方呢？红二十五军将领戴季英、韩先楚、刘震在《配合红军主力北上，先期到达陕北》一文中说：“我军从丰峪口出发，经由户县、周至县境，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于7月17日、21日，先后在周至县店子头和马召镇，两次打退陕军两个团的尾追。”[6]戴季英等人回忆说“7月17日……在周至县店子头”，这显然成了邓南村的依据，而后来卢振国等人在编写《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时，也采用了这一资料，只是将“陕军两个团”变成了“陕军骑兵团”。[8]店子头现在叫做殿镇，其东面还有南集贤镇。
　　但是，事隔多年后回忆是否准确，我们来查一查当时的档案记载。
　　据1935年7月《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日报表》，“杨虎城皓巳电”一条为：“据呼延指挥官巧亥电：据报盩厔县属之祖庵镇有匪一部，约数百人，当令刘团进剿，激战一小时，匪向西南方溃窜。又据探报：徐匪主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