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1937年9月开始，陕甘宁边区有组织地进行扫盲运动。随着边区合作社的劳动模式逐渐形成，老百姓对于获取文化知识和生产知识的诉求也愈加强烈，1944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指示：“从今年起，每年组织全边区普遍的冬学教育”，[9]指示中总结了过去冬学的经验，明确了冬学教育的方针。8月22日，边区政府在关于冬学的补充指示中，对冬学的目的、计划、课程、方式和学习期限等作了具体部署，以识字为主要目的的冬学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逐步开展。“男女老少都上冬学，冬学的好处大”，[10]“不识字，真麻达，活人成了瞪眼瞎，钞票路条认不清，书信报纸解不下[hàibehà]”，[11]陕北民歌用朴实的民间语言予以宣传。1944年冬，马可创作的秧歌剧《夫妻识字》成为宣传识字学文化的经典作品。
　　3、宣传科学知识，适应革命需要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运用民歌这种口头文化有针对性地传播科学知识、讲授专业技能，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又有广泛的传播性。比如《操练歌》《前方步哨歌》《步哨一般守则歌》《农村放哨歌》《抬担架》等陕北民歌传授军事知识；大生产运动中，《下种歌》《锄草歌》《秋收歌》《刨洋芋》《四季生产歌》等陕北民歌传播生产知识；陕北民歌《红军纪律歌》等宣传军队政治纪律教育。
　　4、摒弃陈规陋习，优化革命环境
　　过去，在陕北的乡村风气和社会习俗中，迷信思想极为严重，封建礼教根深蒂固，陈规陋习极为繁多，这些因素阻碍和制约了革命事业的发展，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优化革命环境，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革命的重要举措，陕北民歌发挥了宣传教育的作用。
　　其一，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地域封闭、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缺乏医药等现实因素使得陕北人往往深陷生存压力的无望，这种无望往往促使民众通过多神崇拜、倚重巫神来追寻精神的安慰或灵魂的解救，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这就使得民众最易成为封建迷信蛊惑的对象。革命时期，破除迷信、消灭巫神在民间影响力的乡村社会改造势在必行：一是通过“扫盲运动”提高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二是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解决医疗问题，三是开展全民卫生运动，进行卫生教育，四是思想宣传，陕北民歌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列位听分明，再不要信巫神，神官巫神都是假事情，山灵公爷假装定……”[12]这首《反对信巫神歌》用科学的态度揭露巫神骗人的伎俩。
　　其二，反对封建礼教，宣传自由。当以新文化和新思想为引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进入男女婚姻甚至政治平等时期，残害女性身心健康的缠足之风、剥夺女性自由和包办婚姻的封建礼教在陕北依然盛行。早在1927年3月，陕甘区委就妇女解放运动向各级党支部明确指示：“要求本身利益，如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的诸种地位，与男子平等……积极破坏旧礼教，尤其是在陕北。”[2]谢子长、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闹革命过程中，妇女们在做鞋袜、缝补衣服、护理病员等工作的同时，革命意识也开始觉醒。在反对封建礼教、宣传妇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放脚歌》《自由婚》《妇女解放歌》《妇女姊妹快些儿来》《妇女们快快醒来》《买卖婚姻使不成》等众多陕北民歌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与推动作用。
　　其三，改造恶习陋习，厘正民风。陕甘宁地处三省交界地带，多有土匪之祸和军阀之患，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百姓收入甚微而赋税甚重，多重灾难迫使一些人失去正常生活依靠和正当生存职业，成为了靠不良手段来维持生计的二流子。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发动“改造二流子”运动，陕北民歌和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予以大力宣传。如《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新》《钟万财起家》《刘二起家》《刘生海起家》等秧歌剧，在演出活动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此外，《禁洋烟》《谁抽上洋烟谁倒糟》《谁说洋烟不是害》《赌博人儿“好”》《光棍摸纸牌》《刮烟鬼》等反映种植吸食罂粟、赌博、游手好闲等恶习陋习的陕北民歌，对厘正民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军支前
　　良好的军民关系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谢子长、刘志丹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陕北穷苦的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惩恶除霸，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改善了人民生活，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革命的过程中，陕北人民与革命者建立了深厚情谊。流传下来的《拥护刘志丹》《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陕北民歌真实地记录了军队和人民亲如一家、爱如兄弟的情景。
　　党中央到陕北后，在这片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土地上，实现了革命事业的重大转折，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密切的党群关系、人民与军队的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槐树开花》《军民合作一条心》《老百姓拥护八路军》《送公粮》《拥军歌》等众多传唱在民间的陕北民歌予以史实的记录。1943年，运用传统陕北民歌的曲调，蕴含大生产运动与双拥运动的时代背景，借助新秧歌运动的广泛传播，安波填词的《拥护八路军》唱红了延安，唱红了根据地，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