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带有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批准私自就拿主意。比如1941年皖南事变造成的严重后果，充分反映出我们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未完全保持一致。为了纠正上述弊端，在全党广泛深入地开展党性教育，势在必行。
　　增强党性的举措
　　1、在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中突出增强党性
　　延安时期，随着抗战爆发，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涌向延安。党中央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先后开办了抗大、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20多所干部学校。党在对这些干部开展马列主义教育中，把增强党性始终作为核心内容。把党性教育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提出来，这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一大特色。1937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2]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3]为了领导抗战取得胜利，党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增强党性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尽管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没有提党性二字，但实际上这些条件和论述都是在讲党性的本质。党员干部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和精神，那就不是一名好党员。所以，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也就是适应这一复杂的历史环境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在当时，对干部的党性教育，不仅局限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更贯穿在对广大干部的政治教育、党内纪律教育、党的宗旨教育、时事教育，以及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中。
　　2、召开增强党性的专题政治局会议
　　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最困难之时，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关于如何增强党性和反对独立主义的倾向。
　　王稼祥受委托做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他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指示；在军事上的表现，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在组织问题上的表现，对自己口味的干部就是好干部，不合的就不是好干部，表现本位主义等；在军民关系问题上，军队应负主要责任；在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上，缺乏党性的干部就不服从；在纪律问题上，不能真正执行纪律；在干部问题上，争夺干部、保存干部或者要求直属中央，达到自主的目的。这种独立主义或党内游击主义的性质，是无原则性、唯我独尊性、两面性（阳奉阴违）、无政府主义性。其二，这种独立主义的危险性。由对上级的阳奉阴违到反抗上级，最后到事业的失败，其首领愈大则危险性愈大，力量愈大则危险性愈大。其三，这种倾向的来源：小商品经济的反映；游击主义习气的发展；地区分割，每个地区成为小国家；某些干部自己的错误原因；上级对下级某些干部教育不够，批评不够。其四，如何纠正这种倾向：指出这种倾向的来源与危险，进行教育；注意这个问题的及时纠正，不纵容某些干部的错误；上级严格检查下级对决定的执行；正确地规定集中与分散的原则，应具体规定哪些问题应集中与分散（过去李德是绝对的集中主义，现在要防止过分地分散）；实行中央集权；实行铁的纪律，对犯错误干部必须实行纪律与组织的制裁。[4]
　　陈云同志在会中指出：“个人主义，是个人利益超过党的利益，除党的利益外还有个人的企图。”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区别党性与非党性的关键。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时是有矛盾的，但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所谓有原则性，就是要看他个人利益是否能服从党的利益。”有了政权的党，更容易出现军阀主义思想，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长期斗争，每个党员都要提高自觉性，同自己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干部有了错误，心须正面地、坦白地批评，目的是为了挽救干部。党的纪律是统一的，执行纪律是无条件的。我们反对不正确的倾向，不是不统一，反对不正确倾向，才能真正统一。我们对干部不打击，但也不放纵干部的错误。对干部要有原则的立场去团结，不用非原则的办法去团结，要奖责分明，反对曲解干部政策。[5]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6]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自建党以来唯一的一次专门研究如何增强党性和反对党内独立主义倾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对党内存在的独立主义倾向的表现、危险性及其来源作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并对如何纠正提出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