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找准方向，选好主题，讲好陕西中医药文化故事，为大众了解、认知陕西中医药文化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
　　探源头，补断层，全方位健全陕西中医药发展史
　　陕西是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显著且无可取代的贡献。但长期以来，陕西中医药发展史整体脉络欠清晰、欠梳理，尚未以较为独立、完整的面貌示人。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指示，也适用于陕西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梳理陕西特色的中医药发展史，将其特点全面展现出来，突出有关医家形象风采，是当前陕西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发展的首要工作之一。
　　1、陕西是我国医药科技的重要发祥地
　　从神话传说、早期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等角度，全面探索陕西医药科学的发生史，是确定陕西中医药文化历史地位的重要工作。在早期神话传说中，存在大量与中医起源相关的陕西元素。《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1]这里的“姬水”，即陕西武功县一带的漆水河，“姜水”即陕西宝鸡的清姜河。炎黄二帝是公认的中华民族共同祖先，而炎帝是传说中遍尝百草的神农氏，黄帝则是《黄帝内经》等早期中医理论巨著的托名作者，可以认为，陕西是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发祥地，这是陕西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首要身份和重要铭牌。深入做好、做实陕西中医药文化起源研究是陕西优秀文化大力宣传的有力切入点，也是探索中医科技发生史的关键佐证。
　　2、通过历史文化研究，补齐陕西中医药文化史的部分断层
　　在中医药文化发展史的书写过程中，陕西元素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一笔。先秦时期，陕地医疗水平居于各诸侯国前列。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景公（公元前581年）和晋平公（公元前541年）在重疾之下，两次向秦国求医，秦国则分别派出医缓、医和赴晋国为其君王疗疾。[2]汉唐时期，以长安、京兆为中心的陕西地区更是名家辈出、人才济济，出现了孙思邈、王焘、韦慈藏等重要医家，也将孟诜等非陕籍医家吸引到了陕西。唐太仆令王冰在陕完成《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的编订工作，成为后世研习《黄帝内经》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然而宋兴以降，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陕西元素在古代中医药文化中所占的比例和重要性明显下滑，甚至出现了断层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江东地区经济、文化、科技发展迅速，医药学理论、临床水平快速提升，陕西中医药理论、实践的整体贡献显得不再突出；另一方面，虽然宋代以来陕西的医家、养生家、医学著作依然不少，但现代对他们的研究和宣传尚未深入，淹没了像武之望（明）、白羽宸（清）、黄竹斋（民国）等陕籍国医大家，这也是造成陕西中医药文化史出现断层现象的重要原因。
　　发展陕西中医药文化，为陕西的中医事业打好文化牌，首先需要探明陕西中医药文化的源头，然后再补好历史研究断层，建立陕西中医药文化体系，从历史角度全方位健全陕西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嘱托。
　　加大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历代陕西涉医名人的形象和影响力
　　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研究，更离不开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发展陕西中医药文化，为文化自信自强理念添砖加瓦，需要专门针对陕西中医药文化制定宣传策略、传播计划，更加直观、更为有效地展现陕西中医药文化的整体魅力。为了提供文化自信自强理念的有力凭证和具体内容，通过有效宣传手段，以树立陕西涉医名人的形象为有力抓手，全方位提升陕西涉医名人在整体中医药文化史上的总体影响力。
　　1、宣传途径应多元化
　　一方面，应发挥地方官媒作用，大力宣传陕西历代涉医名人；另一方面，应倡导有关研究者、爱好者利用自媒体发声，从科普层面，为普通网络用户介绍陕西涉医名人。地方官媒代表着地方宣传的最高权威性，陕西地区各级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及杂志可有主题、有倾向地制作或组织制作与陕西涉医名人有关的节目、报导、系列文章，制作高质量专题片或纪录片，从历史、人文、文化角度全面提升陕西涉医名人的知名度、影响力，打造陕西中医药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亮点、突出点。另外，虽然自媒体的影响力相对较低，但形式多样，灵活多变，应当鼓励中医药文化领域有关学者、爱好者通过自媒体平台宣传陕西涉医名人，实现百家争鸣、多点开花的传播效果。
　　2、着力打造“两面旗帜，一位明星，一支派别”
　　所谓“两面旗帜”是指在宣传、传播陕西中医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