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时，应当不断强调炎帝和黄帝在中医药起源上的代表性意义。炎黄二帝是一切中华传统文化在精神上的逻辑起点，而神农氏（即炎帝）遍尝百草而成医药之祖、黄帝同岐伯等大臣谈论天地医道而衍生《黄帝内经》的传说，在中华文明所覆及的文化范围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然二帝故里仍存在争议，但作为炎帝陵（位于宝鸡）和黄帝陵（位于黄陵）所在地，陕西一定要利用好二帝与陕西中医药之间的文化关联，将华人的共同祖先树立为陕西中医药文化宣传的两面冲锋旗帜。
　　所谓“一位明星”是指唐代“药王”孙思邈。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铜川耀州）人，是经历五个朝代（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的传奇医药学、养生学大家，他所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部头医药学百科全书。目前对孙思邈有针对性的文化解读仍显不足，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以及价值认识还有提高空间，亟需通过研究、传播扩大孙氏历史名人的明星效应，扩大陕西中医药文化整体影响力。
　　所谓“一支派别”是指“长安医派”。[3]长安医派是可追溯到先秦、实际起于唐代孙思邈时期，而后历代传承的陕西医学流派。该医学流派在历史上相较于江浙地区的孟河医派、吴门医派等略显暗淡，但是这并不表示长安医派在医药科学、人文关照方面缺乏成就。在这一医学流派中，前后相继地囊括了王焘、韦慈藏、宋清、武之望、陈尧道等重要医家，他们正本清源、海纳百川，在全科医疗、各专科医疗发展上建树良多。
　　3、加大宣传力度
　　做好中医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活动，为群众宣传陕西中医药文化，为青少年、中小学生讲解好陕西中医药文化的“知识点”和深刻内涵。《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提出“推动中医药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生理卫生课程”。纲要中涉及的“四进”，是中医药文化做好大众宣传、传播的重要指示和工作方向。陕西中医药文化的宣传，也必然离不开《纲要》提出的“四进”工作。在中小学“双减”政策支持下，向中小学生、青少年群体大力宣讲具有陕西地域特色的中医药文化知识、理念、情怀，既符合中小学教育的需求，也能够很好地为下一代国家建设者树立了解国医知识、热爱陕西特色中医药文化奠定思想基础。
　　文化宣传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宽宣传途径，找准宣传对象，是真正树立陕西中医药文化形象，扩大陕西中医药文化影响的关键。只有全面做好宣传工作，才能为陕西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事业打造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的优良发展环境，为陕西中医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弘扬延安时期红医精神，呼唤时代楷模
　　“红色医生”的说法，最早是由毛泽东在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提出的。当时红军即将成立自己的卫生材料厂、军医学校，毛泽东同志再三强调：不要培养成“白色医生”，要加强政治教育，培养成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红医精神是党领导下的兼顾政治信仰、价值取向和专业技术的红色医疗精神，关键在于“红”，在道德上是高于一般医学伦理规范的。延安时期是党的革命事业发展的关键期，在此卫生事业发展也渗透、孕育了更为纯粹的红色基因。红医精神将继续指导陕西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延安时期红医精神的特点，既是丰富红医精神内涵的需要，也是继续发展陕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任务。
　　1、做好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
　　陕甘宁边区原有的医疗卫生基础极为薄弱。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4]为改善边区卫生面貌，边区政府前后通过、颁布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卫生处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组织简章》等二十余份政策性文件，规范了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其间包括多项涉及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的管理文件。边区政府建立健全边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中央、军委、边区三大系统，后又相继建立防疫委员会、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群众性民间卫生组织。建立了中央医院、肺病医院、中央直属疗养院、学生疗养院、中央卫生材料厂等单位，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病治病运动，加强群众的卫生工作。[5]
　　党的领导是红医精神的有力保障。充分认识陕甘宁边区所处的卫生医疗环境，深刻领会边区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内涵，才能使延安时期红医精神在当代永放光芒，为当代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照亮前进的方向。
　　2、树立延安时期红医精神的典型代表形象
　　在延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中，涌现出大批忠心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