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惟论文论，学术界也存在重思想轻文献的倾向。古籍整理是一项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但当前不少高校和科研单位对于古籍整理类成果的认可存在歧视，全然无视于古籍整理的价值以及古籍整理者的学术贡献，存在衡量标准简单化、非学术化的弊病。古籍整理工作艰深难为，耗时费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学术认可，必然会打击古籍整理者的工作热情。毕竟在依靠科研考核衡量从业者专业水准、关涉职称晋级、福利待遇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满腔热情和浪漫情怀是难以维系的，所以很多古籍整理工作者纷纷转型或者转岗，使本来并不壮大的人才队伍又流失了一些成员。综上所述，培养和储备古籍整理类人才，制定合理的考核机制，才能够使肩负“架通古今桥梁”的从业人员安心静心，才能厚积薄发，为古籍整理事业鞠躬尽瘁。
　　整理出版是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关键环节，应大力宣传
　　古籍作为一种文化财富，只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才能将这种文化的价值展现出来，造福于社会，因此古籍整理和保护应同时进行，避免古籍资源被束之高阁，发挥不了其应有价值。据调查，基层馆藏单位古籍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其一，当地历史上各大书院典藏及刊刻之书；其二，文人贤士尤其是在外为官者典藏及自刊诗文集；其三，当地书商刊印之书。陕西省内各基层馆藏单位存藏的古籍，虽广涉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但内容仍以地方文献为主，记载了不少地方历史掌故和文化遗存，外地存藏单位鲜有收藏，是富有地域特色的珍稀文化财富。以地方志为例，各地可将本地乡贤及外聘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对本地历史上编纂的地方志进行集中搜集整理，此举亦可将馆藏于外地的本土文献通过复印、拍摄或抄录等形式汇聚起来，妥善保管，以免出现孤本难求、乡籍难觅之憾。众所周知，地方志素有“一地百科全书”之称，古时地方官吏上任伊始，必索方志阅览，以期快速全面了解当地历史、人文、物产等情况，便于在任期内各项措施的制定施行，有的官吏还亲自组织编纂地方志。这一做法，也值得现今在任的地方官员效仿。再如有的地方出过不少名臣良将，他们或曾为朝廷建言献策、功绩卓著，或曾奋战沙场、屡立战功，或在文学艺术、教书育人方面有口皆碑，这些人都是各地宝贵的财富。提升本地民众的地域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文化建设必不可少，所产生的效应也将是久远绵长的，正所谓“其速慢而效甚远”。这里尤其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整理研究古籍的团队务必须由本地乡贤和外聘专家相结合，如此方能保证最终成果的专业性和地方性完美契合。
　　古籍办近些年在碑石文献整理方面着力较多，是基于此类文献的希见性。这种思路是符合当前实际的做法，应加快进度，将一些尚未纳入出版计划的区域尽早理顺关节，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属于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此外，也应该将陕西旧方志纳入工作计划之中。作为“一地百科全书”的地方志，相比于碑石而言，其稀缺性较弱，但内容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而且也有一些珍贵的版本濒临灭绝的危机。因此，策划诸如《陕西地方志总目提要》《陕西地方志序跋汇校》等出版项目，非常有必要，可以对全省的地方志存藏情况及价值有全面的把握。在此基础之上，选择一些珍贵的方志进行善本再造及整理出版。
　　对于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版的各类古籍整理类及研究类成果，古籍办应该密切关注，及时了解动态，并通过多种公开平台进行推介，积极与相关部门与院校交流往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对陕西全省古籍事业的统筹协调职能。古籍办组织出版的成果，也应加大宣传力度，广而告之。
　　结　语
　　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的部门及人员较为复杂，只有各自立足本职岗位，才能跑赢“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这场接力赛。古籍办的职能与工作内容，与图书馆系统、文物系统、地方志系统的关联度最大，有一些业务交叉的板块，如何处理好这些复杂的关系，理顺工作流程，是需要多角度考虑的问题。
　　躺在馆舍书柜中的古籍、树立在田间地头的碑石、深藏于博物馆的钟鼎，说到底还是沉睡的文化财富，如何为它们诊病疗伤，将它们唤醒，让它们以饱满的姿态活起来、走出来，是下一步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文明传承与发展，摸清家底是首要任务、保护修复是重要保障、人才培养是核心要素、整理出版是关键环节。只有理顺工作思路，环环相扣，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兴省、文化强省的伟大目标，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陕西人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深圳特区报：《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http://sz.people.com.cn/n2/2023/0607/c202846-40447212.html，2023-7-21。
　　作者简介
　　高叶青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陕西旧志、碑刻整理、古代典籍整理、于右任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