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发霉腐烂，虫咬鼠噬，难以翻阅，保存环境极其恶劣。随着国家在古文献保护方面相关政策的推进，上述状况大有改观，古籍保护的外部环境（例如专业书柜、防虫、防霉、防盗等）基本达标，情况不断好转。建议对于县一级的古籍保护，可以县为单位，将境内各机构所藏的古籍，集中于保存条件较好的县图书馆或文化馆，实现优势资源集中管理，以期实现最佳保护。
　　古籍保护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部分古籍霉烂、破损较为严重，如果进行专业的修复将会产生较高费用，而且有的古籍若从版本价值角度而言并不值得修复。这种两难的境地，使大多馆藏单位束手无策，只能放任自流。针对这种情况，应由古籍办组织专业人员对这类古籍进行全方位评估，并申请专项资金，对价值高的古籍进行修复，有必要时还可进行善本再造，以便减少对原书的翻阅，使更多人领受到古圣先贤的思想智慧。对于价值不大的古籍，也应尽量进行专业的保存，不应随意丢弃、损毁，甚至流失于外。
　　碑石类古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散落于户外，遭受风雨剥蚀，还时常有被偷盗的事情发生。如何保护这些碑石，是当前应当着重考虑的事情。是原地保护还是集中保护，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避免出现已经登记在册，但又流失损毁的遗憾发生。这是基于碑石实物的保护，著录其内容是实现文化传承的第二要务。《陕西碑刻总目提要》的编纂，使我们大致掌握了陕西现存的碑石类文献情况，但这部著作的性质是目录类，所记录的是碑石的名称、时代、形制等概要性信息，无法满足研究者对于碑文全文的需求。关于这一点，古籍办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出版相关著作，例如《咸阳碑刻》《富平碑刻》《户县碑刻》《长安碑刻》等，图文并茂，非常精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但这种著作的出版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经费问题，即便古籍办有专项经费用于打制、扫描拓片以及出版环节，动辄几十万的支出，而地方只需要承担拓工在工作期间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即便如此，有的地方还不愿意推进当地的碑石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古籍办往往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去与当地协商。尤其是《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文物政发〔2011〕1号）颁布之后，地方文旅部门更是不敢开展此类工作，导致以保护与传承为目的的正常制拓及出版工作难以顺利推进。因此，古籍办应理顺工作关系，与图书馆系统、文旅系统协同发力，共同为陕西古文献的保护与传承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古文献数字化是近年来比较时髦的趋势，是电子化时代的红利，可以从外形至内容两个层面对传世文献进行保护与传承。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面扫描，以图片电子书的形式保存；其二，建立数字化古籍数据库，上传网络供读者阅读使用。随着古籍目录普查著录工作的逐步完成，参与此项目的基层领导及古籍从业人员的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在一些古籍数字化公司的说服之下，部分馆藏单位已经着手古籍数字化工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众所周知，古籍数字化是减少古籍损毁、实现古籍保护的有效途径。但同时衍生的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是不是所有的馆藏古籍都需要数字化？这需要具体分析，对于藏量较大、获取容易或其他地区已有电子资源的古籍，没有必要实施电子化，以节省本来就颇为有限的古籍保护经费。对于稀见或具有独特版本价值的古籍，其他馆藏单位也没有电子资源，可邀请相关专家对这些古籍进行筛选和论证，将需要数字化的古籍挑选出来，有针对性地实施电子化，避免由于不加选择地实施电子化工程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还有一点，那就是数字化之后的古文献，将以怎样的方式面世？是免费开放还是收取合理费用？这些都需要严格的论证。
　　人才培养是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应组建梯队
　　从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情况不难发现，古籍整理与研究类的项目稳居前列，表明古籍的重要价值正在被逐渐认可与挖掘。同时令人忧虑的是，各地基层古籍工作相关人才普遍缺乏，地方古籍保护和整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全国高校中专门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并不多，各级各类社科院中也仅有少数设立古籍研究机构，每年培养的专业人才数量少，这其中又因为就业问题分流一部分，余下的人才就更少了。虽然每年各级各类课题中古籍类占据一定数额，但申请者真正具备专业背景及能力的只有一小部分，大多数申报者是追随往年课题立项的风向来确立选题，这样容易中标。结果出现了立项时欢天喜地，结项时拼凑一气，质量不过关，甚至有发回重改及撤项的尴尬境况。项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参与者的热情令人鼓舞，但是专业人才的缺乏是面临的最大问题。临时培训，只能得之皮毛。可见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一个长远规划，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重要，但人才的出路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二者之间只有形成良性机制，才能相辅相成，在需要时召之即来，来则能用。首先，从就业看，古籍类人才的就业门路非常狭窄，全国开设古代汉语、历史文选课程的院校较少，古籍类人才除此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转而从事历史学以及时政公共课的教学，能够继续从事古籍整理者少之又少。其次，各单位的科研考核普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