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考量下的陕西传世古文献保护与开发
面,发霉腐烂,虫咬鼠噬,难以翻阅,保存环境极其恶劣。随着国家在古文献保护方面相关政策的推进,上述状况大有改观,古籍保护的外部环境(例如专业书柜、防虫、防霉、防盗等)基本达标,情况不断好转。建议对于县一级的古籍保护,可以县为单位,将境内各机构所藏的古籍,集中于保存条件较好的县图书馆或文化馆,实现优势资源集中管理,以期实现最佳保护。
古籍保护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部分古籍霉烂、破损较为严重,如果进行专业的修复将会产生较高费用,而且有的古籍若从版本价值角度而言并不值得修复。这种两难的境地,使大多馆藏单位束手无策,只能放任自流。针对这种情况,应由古籍办组织专业人员对这类古籍进行全方位评估,并申请专项资金,对价值高的古籍进行修复,有必要时还可进行善本再造,以便减少对原书的翻阅,使更多人领受到古圣先贤的思想智慧。对于价值不大的古籍,也应尽量进行专业的保存,不应随意丢弃、损毁,甚至流失于外。
碑石类古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散落于户外,遭受风雨剥蚀,还时常有被偷盗的事情发生。如何保护这些碑石,是当前应当着重考虑的事情。是原地保护还是集中保护,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避免出现已经登记在册,但又流失损毁的遗憾发生。这是基于碑石实物的保护,著录其内容是实现文化传承的第二要务。《陕西碑刻总目提要》的编纂,使我们大致掌握了陕西现存的碑石类文献情况,但这部著作的性质是目录类,所记录的是碑石的名称、时代、形制等概要性信息,无法满足研究者对于碑文全文的需求。关于这一点,古籍办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出版相关著作,例如《咸阳碑刻》《富平碑刻》《户县碑刻》《长安碑刻》等,图文并茂,非常精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但这种著作的出版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经费问题,即便古籍办有专项经费用于打制、扫描拓片以及出版环节,动辄几十万的支出,而地方只需要承担拓工在工作期间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即便如此,有的地方还不愿意推进当地的碑石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古籍办往往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去与当地协商。尤其是《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文物政发〔2011〕1号)颁布之后,地方文旅部门更是不敢开展此类工作,导致以保护与传承为目的的正常制拓及出版工作难以顺利推进。因此,古籍办应理顺工作关系,与图书馆系统、文旅系统协同发力,共同为陕西古文献的保护与传承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古文献数字化是近年来比较时髦的趋势,是电子化时代的红利,可以从外形至内容两个层面对传世文献进行保护与传承。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面扫描,以图片电子书的形式保存;其二,建立数字化古籍数据库,上传网络供读者阅读使用。随着古籍目录普查著录工作的逐步完成,参与此项目的基层领导及古籍从业人员的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在一些古籍数字化公司的说服之下,部分馆藏单位已经着手古籍数字化工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众所周知,古籍数字化是减少古籍损毁、实现古籍保护的有效途径。但同时衍生的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是不是所有的馆藏古籍都需要数字化?这需要具体分析,对于藏量较大、获取容易或其他地区已有电子资源的古籍,没有必要实施电子化,以节省本来就颇为有限的古籍保护经费。对于稀见或具有独特版本价值的古籍,其他馆藏单位也没有电子资源,可邀请相关专家对这些古籍进行筛选和论证,将需要数字化的古籍挑选出来,有针对性地实施电子化,避免由于不加选择地实施电子化工程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还有一点,那就是数字化之后的古文献,将以怎样的方式面世?是免费开放还是收取合理费用?这些都需要严格的论证。
人才培养是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应组建梯队
从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情况不难发现,古籍整理与研究类的项目稳居前列,表明古籍的重要价值正在被逐渐认可与挖掘。同时令人忧虑的是,各地基层古籍工作相关人才普遍缺乏,地方古籍保护和整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全国高校中专门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并不多,各级各类社科院中也仅有少数设立古籍研究机构,每年培养的专业人才数量少,这其中又因为就业问题分流一部分,余下的人才就更少了。虽然每年各级各类课题中古籍类占据一定数额,但申请者真正具备专业背景及能力的只有一小部分,大多数申报者是追随往年课题立项的风向来确立选题,这样容易中标。结果出现了立项时欢天喜地,结项时拼凑一气,质量不过关,甚至有发回重改及撤项的尴尬境况。项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参与者的热情令人鼓舞,但是专业人才的缺乏是面临的最大问题。临时培训,只能得之皮毛。可见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一个长远规划,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重要,但人才的出路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二者之间只有形成良性机制,才能相辅相成,在需要时召之即来,来则能用。首先,从就业看,古籍类人才的就业门路非常狭窄,全国开设古代汉语、历史文选课程的院校较少,古籍类人才除此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转而从事历史学以及时政公共课的教学,能够继续从事古籍整理者少之又少。其次,各单位的科研考核普遍存
古籍保护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部分古籍霉烂、破损较为严重,如果进行专业的修复将会产生较高费用,而且有的古籍若从版本价值角度而言并不值得修复。这种两难的境地,使大多馆藏单位束手无策,只能放任自流。针对这种情况,应由古籍办组织专业人员对这类古籍进行全方位评估,并申请专项资金,对价值高的古籍进行修复,有必要时还可进行善本再造,以便减少对原书的翻阅,使更多人领受到古圣先贤的思想智慧。对于价值不大的古籍,也应尽量进行专业的保存,不应随意丢弃、损毁,甚至流失于外。
碑石类古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散落于户外,遭受风雨剥蚀,还时常有被偷盗的事情发生。如何保护这些碑石,是当前应当着重考虑的事情。是原地保护还是集中保护,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避免出现已经登记在册,但又流失损毁的遗憾发生。这是基于碑石实物的保护,著录其内容是实现文化传承的第二要务。《陕西碑刻总目提要》的编纂,使我们大致掌握了陕西现存的碑石类文献情况,但这部著作的性质是目录类,所记录的是碑石的名称、时代、形制等概要性信息,无法满足研究者对于碑文全文的需求。关于这一点,古籍办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出版相关著作,例如《咸阳碑刻》《富平碑刻》《户县碑刻》《长安碑刻》等,图文并茂,非常精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但这种著作的出版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经费问题,即便古籍办有专项经费用于打制、扫描拓片以及出版环节,动辄几十万的支出,而地方只需要承担拓工在工作期间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即便如此,有的地方还不愿意推进当地的碑石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古籍办往往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去与当地协商。尤其是《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文物政发〔2011〕1号)颁布之后,地方文旅部门更是不敢开展此类工作,导致以保护与传承为目的的正常制拓及出版工作难以顺利推进。因此,古籍办应理顺工作关系,与图书馆系统、文旅系统协同发力,共同为陕西古文献的保护与传承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古文献数字化是近年来比较时髦的趋势,是电子化时代的红利,可以从外形至内容两个层面对传世文献进行保护与传承。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面扫描,以图片电子书的形式保存;其二,建立数字化古籍数据库,上传网络供读者阅读使用。随着古籍目录普查著录工作的逐步完成,参与此项目的基层领导及古籍从业人员的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在一些古籍数字化公司的说服之下,部分馆藏单位已经着手古籍数字化工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众所周知,古籍数字化是减少古籍损毁、实现古籍保护的有效途径。但同时衍生的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是不是所有的馆藏古籍都需要数字化?这需要具体分析,对于藏量较大、获取容易或其他地区已有电子资源的古籍,没有必要实施电子化,以节省本来就颇为有限的古籍保护经费。对于稀见或具有独特版本价值的古籍,其他馆藏单位也没有电子资源,可邀请相关专家对这些古籍进行筛选和论证,将需要数字化的古籍挑选出来,有针对性地实施电子化,避免由于不加选择地实施电子化工程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还有一点,那就是数字化之后的古文献,将以怎样的方式面世?是免费开放还是收取合理费用?这些都需要严格的论证。
人才培养是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应组建梯队
从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情况不难发现,古籍整理与研究类的项目稳居前列,表明古籍的重要价值正在被逐渐认可与挖掘。同时令人忧虑的是,各地基层古籍工作相关人才普遍缺乏,地方古籍保护和整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全国高校中专门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并不多,各级各类社科院中也仅有少数设立古籍研究机构,每年培养的专业人才数量少,这其中又因为就业问题分流一部分,余下的人才就更少了。虽然每年各级各类课题中古籍类占据一定数额,但申请者真正具备专业背景及能力的只有一小部分,大多数申报者是追随往年课题立项的风向来确立选题,这样容易中标。结果出现了立项时欢天喜地,结项时拼凑一气,质量不过关,甚至有发回重改及撤项的尴尬境况。项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参与者的热情令人鼓舞,但是专业人才的缺乏是面临的最大问题。临时培训,只能得之皮毛。可见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一个长远规划,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重要,但人才的出路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二者之间只有形成良性机制,才能相辅相成,在需要时召之即来,来则能用。首先,从就业看,古籍类人才的就业门路非常狭窄,全国开设古代汉语、历史文选课程的院校较少,古籍类人才除此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转而从事历史学以及时政公共课的教学,能够继续从事古籍整理者少之又少。其次,各单位的科研考核普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