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河村树人小学旧址

和韩城县也难免被波及。据《合阳县志》记载：“民国17年至19年（1928-1930）三年之中，两料无收，饿死民众6万余人。”[2]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临河村孕育出了红色革命土壤。下面结合时间节点和主要人物活动线索，略述如下：
　　1930年，在韩城芝川镇第二高小上学、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刘江霞，阅读了鲁迅、蒋光慈等的进步书籍和《共产党宣言》，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他毅然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开始在临河村播下革命的种子。1932年初，刘江霞同志在校期间经地下党员冯克勤、冯超华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此后，他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决心为解救受苦受难的底层劳苦大众而贡献自己的一生。同年5月，他还配合来韩城活动的刘志丹陕甘支队的工作，带领红军战士割电线，书写“欢迎红军”“打倒土豪”之类的标语，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抗税、抗债，烧毁地契、债约，分粮、分款的吃大户等一系列的斗争。他从1932年至1935年先后组织进步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的不抵抗政策；成立学生自治会，驱逐反动校长，带领学生拿起原始的棍棒当武器占领学校，抵制国民政府逮捕进步学生。因组织成立“读书会”，领导学生罢课、罢考，两次被校方开除。1935年参加了韩城高家坡暴动。暴动前后不仅提供了枪支，还掩护暴动领导严文炳、薛和昉、杨春茂、刘玉堂、薛有幸、王筠、姚权躲过敌人的追捕。正是因为这些革命行动，刘江霞通过了党组织的严格考验，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信任。这极大地激发了刘江霞这颗红色革命种子的萌发与成长，他在斗争中锤炼得也更加成熟。
　　为了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委党组织考虑，必须在韩合两县建立一个由可靠的人负责的地下联络站和秘密根据地。根据刘江霞的革命表现和党组织对刘江霞家庭的考察了解，刘江霞及其所在的临河村自然就成为最佳选择。其一，临河村地处韩合交界处，历史上分属于不同行政县管辖，这对党组织的掩护工作有着较大回旋余地。其二，临河村东临黄河，沟壑纵横，便于组织疏散和撤退。地形之利和交通的便利，使得临河村既有天险、又有渡河之方便，因此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冲。其三，刘江霞党性坚定可靠，家庭经济富裕。特别是父辈去世早，刘江霞此时对家庭经济有着直接支配权，具备接待地下党组织人员生活、住宿的特有条件。故此临河村成为建立地下党组织秘密据点的不二之选。其实，刘江霞在韩城中学时就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接受党的指示，利用休假时间秘密回村发展党员，为创建中共临河村党支部作前期准备。经过慎重考察，他先后发展了刘富才、刘福喜、刘劳儿等10名地下党员。当具备成立党支部的基本条件后，韩城县委派韩增瑞同志于1933年夏到临河村成立党支部，任命刘江霞为党书记。合阳县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就此诞生。刘江霞虽然出身地主，但是他把自己的家产和一生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刘江霞自此担负起韩、合两县革命活动据点和秘密联络站的艰巨任务。截至1948年，先后接待、掩护和转移省地县很多名地下党组织领导干部，其中不能透漏姓名的难以统计。据粗略统计，接待有姓名的大致有：合阳县党组织负责人11人，韩城县党组织负责人10人，地委党组织负责人5人，省委党组织负责人13人，接待军队领导干部4人，如王震、萧向荣、冯玺玉以及省委负责人高克林、赵伯平等。在临河村先后驻扎的机关主要有四个：（1）1937年韩城县委恢复组建，县委机关驻扎于此，后转移至韩城寿寺村。（2）1936-1948年“东府特委（又名陕东工委）”设立秘密联络站。（3）1938-1939年陕西省“沿河地委”机关驻扎。（4）1948年3-5月西北野战军二纵队司令部、作战部驻扎。刘江霞接待以上省、地、县以及军队领导干部名单，由于当时多数是秘密活动，所以有些干部的名字，不仅村上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就连村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也不知道；有些领导干部的职务是保密的，所以刘江霞也不知道其具体情况。
　　临河村党支部成立以后，整个村子就被红色种子所映染，逐渐成为红色革命村。当时全村大约600人，直接被发展成地下党员或游击队员的就达六七十人，革命户和间接为革命作贡献的家户达到一半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好多地下党员、游击队员都在党政机关担任重要职务。自临河村党支部自成立至1949年解放时，刘江霞为韩、合两县地下党组织作了众多工作，自费抚恤革命烈士多人。刘江霞妻子何林月很支持丈夫。她不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