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具体表现在：
　　首先，绿色发展的公共权力分散严重。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发改部门为主导，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部门为主导，地方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小组一般设在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主要的职责可以概括为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没有相关的职能，表现为小马拉大车，推动绿色发展乏力。其次，部门内部分工不科学，重叠交叉现象依然存在。比如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察局和水、气、固等专业司局存在业务交叉。再次，部门之间机制不畅。主要表现在：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在决策时不协作、不配合时有发生；部门之间相对独立，实际运作过程中，“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无法形成统一合力；尽管各地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等综合协调机构，但受制于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在职责上交叉、重叠，政策支持上的不配套、不协调，造成协调困难。
　　4、公务员与政府协同目标不一
　　理论上公务员是政府实现职能的直接执行者，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但现实中，公务员作为理性个体，也有自己的私人需求和目的，存在遇见矛盾绕着走、目标替代、政策手段目标化等情况。这种不协同反映在绿色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一是遇见矛盾绕着走，懒政惰政、“一刀切”等现象屡见不鲜。二是绿色发展目标手段化，把一些具体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特别是将绿色发展的目的定位为高技术产业，对优秀的基础产业一关了之，对企业污染罚款认为是绿色发展，把绿色投入简单等同于绿色发展。三是政策手段目标化，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政策工具在执行过程中演化为执政目标，忽略了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四是贪腐蜕变，极少数公务员人员为了达到个人诉求，利用手中权力进行谋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权力的不正确使用，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威及实效。
　　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实现政府协同的主要途径
　　针对以上问题，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实现政府协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科学调整央地关系，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央地协同
　　中央和地方关系理想的运行状态是中央有权威性，地方有积极性。表现就是中央制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在地方上得到积极、认真有效执行。发挥中央的权威性上，作为中央政府既要保证规划政策的科学合理性，又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力，保证推动绿色发展的政令统一，确保绿色发展方针的落实。在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上，中央在制定具体规划和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利益，统筹兼顾好央地利益。具体而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合理中央和地方权责划分，中央政府从建设绿色发展体系上着手，做好顶层设计，处理影响较大、专业性强的环境问题。地方政府承担起绿色发展的主要责任，抓好中央决策落地，配合中央做好其他工作。其次，以绿色发展制度建设为抓手，规范绿色发展的央地协同。重点是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机制，引导政府协同推进绿色发展，使地方发展本位回归。加强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执行主体功能区战略，保障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共处。完善央地政府间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建立地方政府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促进协调发展。加大国家转移支付力度或财政补贴强度，弥补区域发展机遇缺失，促进各地间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推进。畅通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信息多元双向沟通机制，避免央地政府间信息失真，导致中央利益受损，地方诉求不到位的现象。最后，发挥中央环保督察的作用，构建“中央督察，地方执行，部门负责”的推动体系。中央连续开展了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在绿色发展的推动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督政成效显著。绿色发展的考核综合性强，无法快速转化为地方政府的政绩，消极应付的现象比比皆是。要加强中央环保督察的深度和督察力度，科学制定督察方案，加大督政力度，成为推动绿色发展，成为理顺央地关系的有力补充。
　　2、协调横向政府关系，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区域协同
　　地方政府是落实中央决策的主体，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是降低中央协调成本，提高绿色发展成效的关键点。首先，提高地方政府对绿色转型发展的思想认识，培养形成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的价值共识。转变思维方式，在绿色发展的问题上，摒弃小农思想，主动与毗邻政府谈判协商，寻找价值契合点，最大程度整合各方资源，共同打造优势互补、特色鲜明、合作共赢的区域绿色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健康协调发展。其次，完善地方政府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机制建设。地方政府协同的焦点在于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如水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等，促进环境容量的有效配置。建立区域间生态环境共治共管共享机制，比如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监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应急联动协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