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幸福林带

的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央地不协同固然有政策本身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央地政府间利益冲突、价值取向等直接导致政策执行堵点产生，表现在限制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式执行、替换式执行、敷衍式执行、公关式执行等，使得中央政策打了折扣。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又代表着地方利益，形成了“理性经济人”角色，治理视野狭小。深层次原因是央地治理关系不畅基础上，产生的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和扭曲的政绩观。
　　2、地方政府协同利益冲突明显
　　地方政府间不但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利益，更是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主要表现在地方官员的晋升竞争和地方发展的财政自由度的竞争。在残酷的竞争背景下，导致了参与竞争者趋于“共输”。地方政府间在绿色发展方面的不协同主要体现在：
　　首先，各地对绿色发展叫得响，但政策措施落实滞后。地方官员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关键的核心指标上，绿色发展位置尴尬。中央为此开展了两轮环境保护督察行动，从结果来看，仍未取得预期成效。长期来看，绿色发展会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和竞争力，但短期来看，受疫情影响，绿色转型发展的压力更甚，资源被进一步挤占。基于以上原因，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以环境政策为手段，争夺生产要素，出现问题往往会产生搭便车、扯皮推诿现象。
　　其次，毗邻地方政府在跨行政区域对绿色发展竞争同质，做法短视。由于绿色发展以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为基础，但在实际上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进行管理。在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上，毗邻政府往往资源禀赋类似，产业发展竞争同质，易导致资源浪费，不利于形成产业链。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诸如区域流域治理、大气污染防控等环境问题超越了单一行政规划，导致治理标准不一，衔接不畅。
　　第三，地方政府化解环境和发展二元对立不力。当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后期，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异常严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现实情况是，各地产业转移现象比比皆是，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然而“两高”企业、污染问题也随着产业的转移随之转移。产业转移和生态环境的协同推进，仍需要不断深化。
　　3、部门协同职能分散严重
　　职能部门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复杂的专业事务，目的是通过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更好实现公共事务的管理。但部门设立后管理复杂程度加大，加上部门的独特利益，协作运行中不时产生内耗和冲突，难以形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