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绿色收入规模；提高市场主体使用国有资源的获取收益的成本；加大对恶性排污等环保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等。第二，要调整绿色税收的结构。当前征收的环境保护税沿袭了排污费的基本框架，税目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工业噪声，从量计征且没有固定税率，由各省自行确定征收标准，调节力度较弱。应结合实践继续扩大税目，将温室气体纳入环保税税目，同时完善税率制定标准。要细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动态调整消费税税目，如将塑料制品、化肥农药等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等。要厘清各税种征税逻辑，减少重复计征，避免绿色税收不断增加纳税主体的负担，如车辆购置税和消费税均对小汽车征税且功能类似，可择一征收。第三，要构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模式。如采用PPP模式（公私合作制）、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等，让财政资金和民营企业合作，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园、广场等绿色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建设，提升绿色财政资金的引流能力。
　　3、提高绿色财政支出的效能
　　绿色财政支出是政府实现绿色资金再分配手段，好钢用在“刀刃”上，才能让绿色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第一，要调整绿色财政支出的结构。当前，政府绿色财政支出主要以绿色投资、绿色转移支付为代表的直接支出为主。随着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边际效用逐渐减少，滋养了部分企业倚靠财政补贴生存，甚至出现恶意骗取财政补贴的行为，造成巨大的财政损失。要逐步减少直接支出在绿色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发挥绿色政府采购的市场拉动效应。健全绿色产品和绿色企业的评价体系，在政府采购网设立绿色政府采购模块，专门提供绿色产品清单，结合评级对政府采购清单进行动态调整，利用竞争机制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同时要加大部门预算中绿色政府采购的比例要求，将绿色政府采购纳入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并和单位绩效评价相挂钩。第二，要创新绿色财政支出的方式。逐步减少直接拨付的补贴方式，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如将财政资金以入股的方式参与绿色项目的经营，让财政资金享有分红权。要差异化、细致化制定财政补贴倾斜政策，如给予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更多的绿色财政资金倾斜，纾解其绿色转型的融资困境；对依靠资源禀赋的企业支持其价值链延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第三，要拓展绿色财政支出的领域。消费会激发新的生产需要，要加大对消费端的补贴力度，利用发放政府消费券、抵扣个人所得税等直接或间接方式引导公众购买节能家电、环保建材、新能源汽车等清洁节能类生产生活用品，形成崇尚绿色的社会风尚。加大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支出的力度，在义务教育阶段增加相应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将环保意识通过教育内化为习惯。将生态文明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三会一课”相结合，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结　语
　　最大程度发挥绿色财政的经济效应和环保效应，需要在“降本”和“增效”两方面共同发力，即以最小的绿色财政净投入获取最大程度的经济收益和环保收益。构建一个良好的绿色财政制度体系是前提和保障，提高绿色财政收入的持续性是源头活水，增强绿色财政支出的效能是落脚点。合理规划并严格把关绿色财政资金收入和支出的各环节，让绿色财政政策落在实处，绿色资金用在实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强大的财政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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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范宇辰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财务处干部，研究方向为绿色财政、绿色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