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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内生逻辑与实践要求
著,最关键的基础工作就是精准识别脱贫对象,将无法单独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的对象纳入扶贫政策体系。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逐渐走上了富裕之路。在“富起来”的过程中,特困户大批存在的现象已经不多,基本上呈零星分布。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党中央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思想,2015年提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总体要求,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精准扶贫”理念深入人心,“精准工作”有序展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阶段,一方面仍然要重点关注刚脱贫人口、刚脱贫村落和刚脱贫地区,对这些重点对象给予政策倾斜和特殊关照;另一方面在非脱贫人口、非贫困村落和非贫困地区,也要围绕“振兴”主题注重工作的“精准性”要求。针对不同的发展对象、不同村落和地区采取“一户一策”“一村一策”“一地一策”的办法,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成效的持续性和成果的共享性。乡村振兴不是村村振兴,不是将国家资源“撒胡椒面”式地均摊于每一个村落,而要对乡村发展现状作精准评估、统筹布局、突出重点,实现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措施精准型、成果共享型的全面振兴。对消亡趋势明显的村落,在尊重留守村民意愿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正常运转。对发展潜力大、人口聚集多、发展基础好的村落,要集中优势力量加快发展,实现全面振兴。
  (四)着眼于工作联贯,纵深推进机制有效衔接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14]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在具体责任落实上,实行“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制度。各行政层级目标一致、同抓共管,如期消灭了绝对贫困。从中央到地方,制度、体制、机制都充分体现了党对扶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展现出以人民至上为价值追求的机制魅力。这种分级负责、一贯到底的制度安排优势,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体现,在攻坚克难面前展现出极大的政治效能。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我们党立足乡村新发展阶段作出的全新战略部署,是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需要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需要各层级之间政令畅通和各部门之间密切配合。面对多元化主体,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必须解决体制机制不顺畅、资源投入不集中、各方力量分散化等问题。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经由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参考文献
  [1][13]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02-26(002)。
  [2]姜正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贯通:逻辑、难题与路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2):107-113页。
  [3]农辉锋:《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多维逻辑探析》,载《广西民族研究》,2021(3):172-178页。
  [4]陈建国、马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代逻辑、现实境遇与总体思路》,载《行政科学论坛》,2023(8):45-49页。
  [5]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人民出版社,2006年,15页。
  [6]杨明伟:《百年奋斗史中的摆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载《红旗文稿》,2021(6):20页。
  [7]陈经富、范玉显:《从属抑或同一:乡村场域两种治理再思考》,载《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21(4):77页。
  [8]王介勇、戴纯、刘正佳、李裕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思考及建议》,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10):1276-1277页。
  [9]洪秋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关于陇南市W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考》,载《改革与开放》,2020(14):7页。
  [10]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载《求是》,2020(11):6页。
  [11]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载《求是》,2019(11):9页。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页。
  [14]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党建》,2020(4):10页。
  作者简介
  陈经富 福建古田干部学院哲学与历史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