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江苏地区数字技术赋能红色资源利用现状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10286104Z）
◎2024年东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425010）
　　“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一项我国本土的法律原则，起源于西周、确立于汉朝、集大成于唐朝、消亡于近现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亲亲相隐”制度的主体扩展、性质转变、原则呈现，体现出法的秩序价值、效益价值与人权价值，在长期的流变中植根于我国历史的封建统治与宗法制度，折射出人文关怀与厌恶诉讼的理念，在现代被重视实体程序与舍己报国的思想所替代。亲情无国界，随着“相隐”理念走入世界大多数国家，应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维度借鉴这一历史制度的有益元素，以优化完善我国现有的亲属拒证制度。

　　作为流传千年的法律制度，“亲亲相隐”制度必然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在古代社会，“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伦理纲常与法律制度的完美融合，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家国同构”的社会价值。纵观历史长河，从古代社会的发展到近代时期的权力转移，“相隐”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掘“亲亲相隐”制度的有益元素，并镜鉴应用于现代社会中，需要深入开展历史研究，充分挖掘内在价值，以推动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本文将梳理“亲亲相隐”的历史流变和实践内涵，进而分析其法理价值和生成缘由，最后结合这一制度的相关理念，对我国现有的亲属拒证制度提出优化完善建议。
　　结构：历史流变和实践内涵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流变
　　1、形成和发展
　　在西周的周礼中，贯穿着“亲亲”“尊尊”两条基本原则。《国语·周语》中记载道：“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接受并传承着这一核心原则。《论语·子路》中记载道：“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亲亲相隐”符合他提倡的亲情伦理思想，这一观点也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倾向于强调“孝”而非“忠”的重要性。秦简《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1]是“亲亲相隐”在法律上的首次体现。从西周到秦末，“亲亲相隐”制度主要是地位低下的人对地位高的人的单向隐瞒。
　　2、成熟和完备
　　董仲舒在汉朝致力于将儒家“重德轻罚，德主刑辅”思想系统化于律法中，提出“春秋决狱”思想，致使“亲亲相隐”不仅停留在学说层面，还实际应用于司法活动中。南北朝宋文帝时，侍中蔡廊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亲亲相隐”制度在其容隐范围上有所发展。唐朝对于这一原则有十分详尽的规定，《唐律疏议·名律例》记载道：“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弟兄及兄弟妻，有罪为相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忽论。即漏露其事，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凡人减三等。”唐律不仅在《名律例》中有总体原则性规定，在后面各篇中也有相应的具体化规定。唐至明清时期，“亲亲相隐”制度进行扩容，范围已扩展至岳父、岳母及女婿等家庭成员。
　　3、衰落与消亡
　　清朝末期，时局动荡，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产生强大冲击，但由于“中学为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