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历程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政策文件整理②

水平。因此，我国生育政策出现较长一个阶段的动态调整。
　　低生育现状及其社会经济影响。长期低生育水平不仅缩减人口总量，也会影响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具体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劳动供给。持续低生育率会直接导致劳动供给规模变小，并且由低生育带来的社会抚养比增加会进一步阻碍劳动参与率提高；由于低生育率存在滞后效应，劳动供给减少效应还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供给减少速度加快。二是影响资本积累。低生育带来的社会抚养比增加和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增加家庭对子女的健康及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同时也会降低社会储蓄、减少物质资本积累。因此，为减少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究导致低生育的原因并提出应对措施很有必要。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国外研究综述。国外学者从20世纪中期开始广泛关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从研究方法看，社会心理学研究关注生育子女的价值变化背后的心理动机，家庭经济学研究则运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成本-效用分析解释生育意愿及其决策。从影响因素分类看，宏观角度主要是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而微观分析的关注重点是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体特征因素。前者主要研究家庭收入、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以及公共福利政策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后者则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结婚年龄、抚养时间的增加等个体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其中，美国人口学家邦戈茨考察发达国家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背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生育决策的“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③实际生育水平与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性别偏好、初育年龄推后、竞争性和非自愿不孕不育这六个因素相关，这些因素会促使实际生育水平高于或低于生育意愿，从而使两者产生背离。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国内研究综述。国内研究所涉及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与国外学者类似，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户口、民族等个体特征；已有子女个数、第一胎子女性别、初育年龄等生育因素；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给子女找个伴等观念因素；以及家庭收入状况、生育的时间成本、教育成本、机会成本等经济因素。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个体的同胞数量对其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同胞数量越多二孩生育意愿越高。
　　通过梳理可见，现有研究所涉及的生育意愿影响因子，多基于已有孩子的性别及个数、个人生育观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直接因素，对育龄人群儿童时期经历的间接影响考虑较少。本文则研究缺少兄弟姐妹的幼年经历对当今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长期的、间接的影响，拓展了关于生育政策效应的微观视角。
　　独生子女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产生的大量独生子女群体，对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速放缓影响深远。
　　根据邦戈茨模型，政策本身对生育存在以下影响：一是政策提倡的“晚婚晚育”“男孩女孩一样好”观念一定程度上推迟女性初育年龄，限制性别偏好导致的多生。二是计划生育举措普遍提高我国育龄女性的避孕意识、丰富避孕知识，减少非意愿生育。三是政策执行中采取的“结扎”等手段会带来非自愿不孕不育；四是竞争性，即随着经济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上升，女性对教育、职业和收入追求更高，生养孩子的经济、时间成本日益上升，大大降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
　　从“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减少的不只是一代人的数量，还将通过生育意愿进一步对多个代际的人口产生长期的、持久的影响：80、90一代人的同胞数量减少，产生大量独生子女群体。童年时缺少兄弟姐妹的经历会对其家庭观念、生育观念及所获得的家庭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等产生影响，形成显著区别于上一代人的生育偏好，降低生育的意愿，并且这一影响在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的群体中有所不同。
　　相比男性，独生子女经历可能造成女性生育意愿更低。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我国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