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往往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责任，在考虑是否生育时的顾虑也不同。闫玉、张竞月（2018）的研究认为，性别会通过对生育间接成本的调节作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女性往往被迫承担生育带来的工作中断、晋升机会丧失以及向下的职业流动等后果，因而比男性面临更高的生育机会成本；基于传统中国家庭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重男轻女思想，独生子女经历对女性教育获得的提高程度比男性更明显。因此独生女性往往在生育压力与养老压力的权衡中选择降低生育意愿，相比男性，独生子女经历对女性带来更加明显的生育意愿下降。
　　年龄越小的独生子女群体生育意愿可能更低。不同年龄段人群生育观念、生育风险等大不相同，独生子女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会有较大差异。石智雷、杨云彦（2014）研究发现不同年纪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差异显著。年轻人群，经过“少生优生、只生一个好”等政策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可能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个体亲身感受过集全家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子女经历，以致年轻一代更能接受自己的后代成为独生子女，使得生育意愿更低。这进一步证实了“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影响的存在：不仅有对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的直接影响，还会通过改变全社会生育观念、家庭生活习惯等间接方式影响生育意愿。
　　收入越高的独生子女群体生育意愿可能更低。收入不同的家庭面临着不同的经济约束，其生活压力和生育机会成本都会因此存在差异。石智雷、杨云彦（2014）的研究证明经济压力大是导致人们放弃生育更多的主要原因。低收入者的家庭经济约束更紧张，作为独生子女其养老压力、生育经济压力等各项生活压力更大，更易在生育压力与养老压力的权衡中选择降低生育意愿。而收入足够高时人们往往有更现代化的观念和更高的自我价值追求，生育就不再是必需的人生选择。因此，独生子女经历对高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的削减更加明显。
　　独生子女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
　　接下来本文将从养老压力和受教育水平两个角度，解释独生子女经历影响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方向。
　　养老压力会加剧独生子女更不愿意生育的程度。同胞数量会通过影响个体所面临的养老压力，从而影响其生育选择。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往往是“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共同参与的结果。因此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权衡中，赡养成本对生育成本的挤占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的中国，兄弟姐妹具有显著的风险分担作用，不仅表现为兄弟姐妹要直接分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还体现在兄弟姐妹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往往能通过提供非正式信贷来缓解个体在养老等方面的经济约束。在一定的家庭经济约束下，缺少兄弟姐妹共同分担，独生子女面临更繁重的养老压力，更可能在养老与生育压力的权衡中选择少生育，以此来缓解家庭经济约束与时间约束。
　　更高的教育水平会加剧独生子女不愿生育的程度。经济学中的资源稀释假说、群集理论以及“质量-数量权衡”理论均认为，同胞数量会显著影响家庭内平均每个子女的教育水平。其中，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同胞数量越多的个体能够获得的家庭资源（包括场景资源、机会资源和心理资源）就会减少，因此生育子女越多的家庭平均每个子女的教育获得会更少；群集理论认为家庭智力环境是每个家庭中父母和所有子女智商的平均值，因此同胞数量越少对个人智力水平正面影响越大，则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质量-数量权衡”理论认为同胞数量是父母权衡子女数量和质量后的结果，因此相对于有兄弟姐妹的个体来说，独生子女的教育水平本身被父母寄予更高的期望，获得的人力资本投入更多。总之，相比于有兄弟姐妹的个体，独生子女因原生家庭教育投入约束减轻，会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和伴随而来的更高收入水平，从而因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收入下降等机会成本更高，因此会降低其生育意愿。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一定程度上，曾长期存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催生了独生子女群体，这一代人幼年时的独生子女经历对成年后生育意愿存在长期的、跨越代际的影响。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80、90一代中存在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作为当今育龄人群主力的他们，经历了缺少兄弟姐妹的童年、体会到独生子女身份带来的优劣势，因此降低了自身的生育意愿，这是我国目前低生育现状的一个重要成因。这也说明，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从根源上降低同胞数量对未来生育的影响是大势所趋。
　　同时，对影响机制的分析说明，沉重的养老压力和更高水平的教育获得是独生子女经历降低生育意愿的主要渠道。因此在考虑改善低生育现状的政策举措时，还应该从补充和完善生育保障配套措施入手，促进政府、社会与家庭三类主体共同分担生育成本，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