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模式方面，以“和平发展”超越“殖民掠夺”。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信奉“丛林法则”“国强必霸”的生存逻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罪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4]从历史上来看，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现代化后，便会采取强权和暴力手段，阻止其他不发达的国家走现代化道路，从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正如恩格斯所言：“你们（资本主义）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5]而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资本逻辑，代之以坚持走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共赢共享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中国主张同各国人民一道探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形式，呼吁世界各国同中国一道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其他政党共同担负起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理的责任，[6]为人类迈向更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交往路径方面，以“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认为“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价值，然而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将人看作无差别的价值符号，所推行的也并非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而是特定的价值观及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上，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出发，阐释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以交流代替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文明冲突论”对人类文明的桎梏，凝聚了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的价值共识，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价值遵循。
　　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十月革命后，苏联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世界人民探索现代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方案，即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种现代化发展模式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苏联模式中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最大长处是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集聚优势，对于加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推动经济一定时期的高速发展发挥了体制推动和资源保障作用。因此，苏联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体现了这一模式的一定历史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和弊端，比如盲目追求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党内监督机制被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受重视；领导干部长期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相当严重。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突破原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束缚，实现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走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一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苏共常常以“老子党”自居，推行自己的模式，插手别国的事务，使得苏联从外部失去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导权，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在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的征途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道路。反观苏联，为了在全球推行扩张性外交政策，在世界各地广泛争夺和抢占势力范围。苏联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是不符合共产主义的价值准则的。而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尊重各个国家的国情，从不干涉和插手别国内政，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和平发展道路。
　　二是坚持“两个结合”，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脱离实际的弊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盲目追求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忽视经济规律，把计划经济绝对化，明显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在“两个结合”中孕育和产生的，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特征。
　　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片面发展的弊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于当时历史环境所限，造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而中国式现代化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协调发展。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