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这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返乡投资和建设家乡。
　　（三）政治关联营造与乡村治理振兴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政治和组织基础。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农业税费的全面取消，国家不再从农村社会汲取资源，而代之以大量的财政资源输入农村，基层组织从汲取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变。在此背景下，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关键即在于充分激活村庄社会的自治能力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对村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这依赖于村干部的职业化，以改变长期以来村庄治理的非正式性特征，实现村级治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转型。这也是返乡创业青年不断被吸纳入村干部队伍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返乡创业青年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组织管理能力，更能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对村干部素质的较高要求。另一方面，这也要求村干部必须具备较强的组织群众的能力，通过动员群众自治，以更好承接国家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作为村庄的经济能人以及关系网络维系的重要角色，返乡创业青年更能获取普通村民的认同，从而将群众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与自上而下的国家项目工程相衔接。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很多村庄，返乡创业青年已经成为村干部和后备干部的主力，作为村庄治理的主体担负起了乡村治理振兴的重要使命。
　　此外，除作为村庄社会的正式治理主体，返乡创业青年还充当了非正式治理主体的重要角色。他们或是作为乡贤、村民代表、议事会成员等身份参与到村庄治理体系之中，或是作为自发性社会团体成员积极介入到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之中。这种非正式性的治理主体角色和自发性的团体组织并不需要占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却能够完成许多政府耗费大量治理资源而仍然无法完成的任务。鉴于政府科层化治理方式的诸多限制，返乡创业青年的非正式治理主体角色将构成为村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补充。
　　总体来看，在以返乡创业青年为主体的村庄治理实践中，通过广泛的政治联结和政治参与，内在地体现了行政与自治、正式性与非正式性治理机制的统一。这对于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社会有效治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价值关联营造与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乡村文化涉及家庭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公共文化等多维度价值的整合，能够为村庄中人们的经济、社会等诸领域的活动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满足。在以返乡创业青年为主体的价值重塑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即在于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从而赋予乡村文化建设以新的活力和持续动力。
　　对于返乡创业青年而言，无论是投资农业发展规模经营或农特产品经营，还是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其经营方式上大多以家庭劳动为主，具体体现为夫妻之间或代际之间的家庭劳动分工。而即使是返乡创业青年所创建的资本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工厂，在起步阶段大多亦是以家庭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为基础。因而，相较于市场化机制下农民在外务工的流动和家庭分离状态，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农民家庭的凝聚力以及价值和情感认同，从而铸牢家庭文化建设的价值根基。此外，在产品生产和销售上，他们大多都要与村庄中传承的地方性农耕和民俗特色文化相结合，以凸显经营特色（如经营生态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特色民俗文艺等），获得相对较高的产品附加值。乡村文化产业价值的发掘不仅仅激活了乡村文化的活动形式以及文化产品的生产，从而避免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衰落，也将激发起人们重新审视乡村文化的价值，尤其是乡村文化产品相对城市文化产品的独特优势，赋予村庄生活以意义感和价值感。
　　因此，由返乡创业青年所主导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仅呈现出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市场样态，也内在地体现出乡村文化活态的特征，通过价值感的激发形塑了村庄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价值生产能力是村庄社会活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形成有意义感、价值感的村庄生活的价值基础。
　　总结与讨论
　　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农村社会中人口、资源向城市流动，乡村发展面临着诸多限制，并集中体现为村庄主体的缺失和村庄社会关联的弱化。返乡创业农村青年在重塑村庄主体的同时，也积极营造了新的村庄社会关联机制，这对于乡村振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投资工业创办工厂、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三种基本类型，返乡创业青年成为农村社会的新生产主体和关联营造主体。由于返乡青年的生产经营活动深嵌于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他们在推动城乡经济要素的良性互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村庄政治关联和价值关联的营造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返乡创业青年在村庄社会中关联营造能力的不断强化，村庄社会在产业发展、生活共同体构建、社会的有效治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等领域迎来了全面振兴的新发展格局。这也形塑了新时期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