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城市化进程中，人财物的流出，更是加剧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困境。在此意义上，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在生产、生活、治理及价值领域所实现的村庄主体重塑和关联营造，尤其是其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凝聚村庄价值共识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关联营造能力，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功能。
　　（一）经济关联营造与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面对当前村庄社会土地分散经营、资本要素稀缺等问题，如何整合村庄社会的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实现组织化、产业化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由于小块土地农业经营效益较低，单纯在小块土地农业经营基础上的组织合作成本较高。因而，农民组织化的实现既依赖于村庄能人的带动，也依赖于新产业形态的发展。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作为村庄社会的经济能人以及新产业发展的引领者构成为农民组织化的核心力量。
　　借由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所实现的农村产业组织化发展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引领、示范阶段，二是组织合作阶段。引领、示范主要体现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初期，其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或特色经营所形成的规模收益及高产值是吸引周边村民学习、效仿的重要原因。依托村庄熟人社会的交往网络，返乡创业青年自然构成为农村产业新形态发展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其后，随着整体规模的扩大，返乡创业青年群体内部的合作需求增长，以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的形式，形成统购统销及合作经营模式，并逐渐将其他小农户纳入其合作体系。这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主要基于返乡创业青年之间及其以小农户之间内生的经济合作需求，并借由村庄熟人关系网络的连带而形成，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经济社会组织模式。近年来，我国农村中新兴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以及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为主体。在此意义上，正是得益于农村返乡创业青年的引领示范和组织带动，迅速推动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发展。
　　相较于农业经营而言，返乡青年投资建立工厂发展乡村工业则体现了一种组织化程度更高的产业发展模式。虽然，乡村工业的分散化生产模式并未呈现出城市工业的集中化大生产特征。但是，这一模式较好地利用了农民家庭中无法外出务工的剩余劳动力，通过返乡青年适度的资本积累与村庄社会中分散的、家庭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较有特色的乡村工业化发展模式。
　　因此，整体上看，在返乡创业青年的带动下，城乡之间新型经济关联的建立使得农村社会形成了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特色经营和乡村小工业为中心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多元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体系。这也奠定了乡村产业振兴、农民收入增长和生活富裕的长期基础。
　　（二）关系网络营造与生活共同体建设
　　村庄既是一个生产空间，也是一个生活空间。生活共同体的构建是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维度。这既涉及村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和村庄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涉及村庄社会关系的建设，后者有助于村民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并将乡村生活建构成一个富有意义感和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在人口外流和村庄空心化背景下，返乡创业青年所积极营造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重构乡村生活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农村基础设施的衰败、村庄生活环境的“脏、乱、差”是倒逼农民离开村庄的重要外部因素。日益衰败的村容村貌也很难引起村民回归家乡、建设家乡的内驱力，村民们更多将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面向城市。新世纪以来，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用于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乡村社会的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过多，往往导致“官动而民不动”困境，村民自发参与的积极性非常有限，环境整治工作也由于得不到村民的支持而难以为继。对于返乡创业的青年农民而言，由于产业在村，利益在村，他们有着村庄生活的长期面向，也有着改变村庄生活环境的较强的内生动力。因此，他们会率先行动起来，借助他们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人情互惠和交往模式，形成自发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开展村庄建设和生态保护工作。例如，在湖北恩施山区农村，近年来返乡创业回村养殖蜜蜂、开办民宿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些青年自发成立了义务护河队，定期巡查巡视电鱼、毒鱼、往河流倾倒垃圾等非法行为，以保护村庄中的河流生态和卫生环境。此外，他们还逐渐承担起了村庄中的道路维护、抢险救灾等工作，在雨季山区易发洪水、泥石流等灾害时协助乡镇政府和村干部及时处理各种突发灾害。志愿者队伍的人数从最初的4-5人逐渐扩大到10-20人，这批青年人已经成为村庄社会的中坚力量，获得了村民们的广泛认同，并在村庄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返乡创业青年之间的这些事件性合作中，不仅体现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交往规范和社会关联机制，不断激活了农民生活的村庄面向，也体现了以村庄为本位的生活共同体认同，形塑了村庄社会新的团结模式。随着返乡创业青年在村庄中所营造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