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依赖于返乡创业青年的积极建构，村庄社会中原本因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弱化的人情交往网络得以不断增强，这也重新赋予了村庄生活世界以意义，实现村庄生活共同体的稳定。
　　（三）治理主体与村庄政治关联营造
　　随着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村庄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生活关联的重新建立，必然将极大地激活村庄社会的治理活力，重塑村庄治理主体，激活村庄政治关联。这也将深刻改变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困境。
　　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不仅意味着村庄生产主体和生活主体的流失，还意味着村庄治理主体和治理抓手的缺失，基层组织与群众之间政治联结机制的衰落。由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利益主要来自村庄社会之外，除非有征地拆迁等重大利益事项，他们较少关心村庄公共事务，亦缺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留守在村的老人和妇女虽然长期生活在村庄社会之中，在生产和生活事务上有着一定的公共服务需求，但是，其自身又大多不具备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能力。这就导致基层政府在对接村庄社会时缺乏稳定的中坚力量和联结机制。在当前资源输入背景下，部分政府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可以通过直接对接农户的方式实现资源输送（如粮补、合作医疗等），但是，大部分项目资源需要村庄内部的资金和劳动力配套方能完成（如道路、水利等），后者则依赖于村民自治的动员机制。因此，村治主体的缺失和联结机制的衰落也形塑了当前村庄治理的基本困局。
　　不过，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而言，无论是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创办工厂，还是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其利益的获得主要来自村庄内部。因而，他们也极为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并有能力和精力投入到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之中。例如，在修建村庄道路过程中，虽然是以政府项目为主，但项目的落地还需要村民提供劳动力和部分资金的辅助，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往往积极发挥了带头作用，积极出资、出劳予以支持。此外，由于这些返乡创业青年多是作为有能力、有知识的村庄精英，也被基层政府视作遴选村干部的重要来源，从而改变了村庄精英流失，缺少合适的有能力的精英担任村干部的困境。而那些没有被纳入村干部培养体系的返乡创业青年，也通常是被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作为村庄治理的重要资源，借助其经济资源及社会关系网络以广泛影响和带动其他村民，有效实现公共事务的治理目标。
　　（四）价值主体与村庄价值关联营造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互助，很容易发育形成一些基本的价值共识。村庄价值共识作为一种稳定的地方性规范，形塑了村庄成员稳定的价值判断、价值预期和社会行为模式，成为了村庄共同体稳定的文化基础。不过，村庄价值共识也需要一定的主体来承载。一直以来，村庄价值的承载者多为具有一定资历和威望、辈分较高的长者。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极大地弱化了传统权威的影响力，经济精英的地位愈发突出。而经济精英的利益主要来源于村庄外部的市场环境，较少关心村庄社会内部价值共识的达成与规范。因此，这就导致了村庄社会中价值主体的缺失，村庄社会无法有效实现价值生产，村庄社会陷入个体化、原子化状态。
　　作为村庄生产和生活的主体，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则能够填补村庄价值主体的缺失，重塑村庄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关联。这既得益于其相对较强的经济能力，更得益于其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位置。对于返乡创业青年而言，由于经济利益在村，社会关系在村，他们便会自觉地按照村庄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和价值共识主导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行动，并不断地强化村庄社会的价值规范以稳定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网络。不过，除传统的人情互惠价值规则外，在返乡创业青年的积极参与下，村庄社会的价值共识也有了新的内容，即以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性团结为核心的村庄价值面向。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所带来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机会的增长，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村庄资源持续向城市流动的不利趋势，实现了市场资源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人们之于村庄发展的预期，赋予了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以新的价值。而且，这也有助于实现村庄社会新的整合。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以村庄发展面向整合个体的原子化状态，以村庄长远发展目标整合个体利益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涉及个体的价值面向，后者则主要涉及个体的经济动机。以村庄为面向的价值和利益整合无疑对于乡村社会的活力激发以及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联营造与乡村振兴：农村返乡创业青年引领乡村振兴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具体涉及产业发展、生活富裕、村庄治理、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诸领域，其核心在于实现人口、产业和土地等多要素的融合发展。不过，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更是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及长期维系的基础。显然，从主体角度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中的资本，都只能是作为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外部力量，而难以内在持久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