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留守人群、空心村等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不仅在于村庄社会主体的流失，即最具生产能力、社会生活能力及政治参与意愿的青壮年群体离开村庄，而且，还在于这些主体的流失所伴随着村庄社会关联及村庄活力的衰弱。因此，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发展生产、丰富社会生活、夯实基层治理、重构农村价值共同体等方面，农村返乡创业青年都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实现了村庄主体的回流，而且，他们创业过程中的社会和资源动员还将重塑村庄社会关联，奠定乡村振兴的基础。本文将分别从城乡经济关联、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村庄政治关联和价值关联四个层面具体呈现返乡创业青年的嵌入性发展过程及其关联营造机制。
　　（一）生产主体与城乡经济关联营造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留守老人和妇女成为村庄社会的生产主体，这必然会弱化农业生产力，同时也很难扩展其他的生产机会。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投资农业发展规模经营、创办工厂以及发展乡村旅游，则重新激活了村庄社会的生产活力，成为了乡村社会的新生产主体。
　　在山区农村，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劳动能力有限，一些无力耕种或不便耕种田地大多都荒废掉了。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发展规模经营则有助于盘活这些荒废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且农业规模经营通常需要大量的辅助劳动力，从而带动这些留守在村庄中的老人和妇女从事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由于劳动能力有限，单靠老年和妇女个人则无力完成）。同时，在农村青年投资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大多会选择开发一些效益较高的特色农业经营，如果树、茶叶、魔芋、药材等。这些特色农业经营一旦成功之后，便会引起村庄中以老人和妇女为主体的小农户的效仿以及农业合作组织的发育，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引领地域性农业产业转型。
　　农村青年返乡办厂以及发展乡村旅游，则能够带来农村社会中稀缺的工商业资本，为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市场机会。由于返乡青年的资本积累水平相对有限，其所创办的工厂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村庄中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女的廉价劳动力价格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这一方面为农民家庭中的“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在村的务工就业机会和务工收入，另一方面，这也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留守群体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时间开发。这也非常类似于东部地区早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所不同的在于，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乡村工业发展主要受益于东部地区已发展成熟的工业市场体系带动，其原材料采购、生产模式和市场销售路径深受后者的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则既具有规模经济，也具有分散投资的特征。农村青年返乡创办民宿以及从事农特产品销售，得益于村庄整体旅游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有着较强的溢出效应。
　　因此，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所实现的村庄生产主体的重塑，并非简单地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补充，而是在农业规模经营、乡村工业和旅游业发展等所实现的新生产主体的再造，以及城乡之间新型经济关联的建立。这种新型经济关联以生产要素从城市向乡村的回流为标志，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城市剥夺农村的城乡关系模式。
　　（二）生活主体与村庄关系网络营造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依托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连带以及人情互惠机制，村庄成员之间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互助形塑了村庄生活共同体的特质。村庄生活共同体的核心在于熟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以及由此所形塑的村庄社会认同，这也使得村民得以体验到村庄生活的机制和意义，一个充满人情味、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一些有能力的村民开始在城镇中买房定居，逐渐搬出村庄，越来越多尚未在城镇购房的年轻农民，考虑到子女教育问题以及生活的便利，也开始到城镇租房居住。这就导致了村庄生活主体的流失，人情交往的弱化以及村庄生活世界意义的衰落。而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过程中，伴随着村庄生产主体的回流，村庄生活世界的交往体系也得以重新激活和强化。
　　对于大多数返乡创业青年而言，一方面，他们的资本积累水平毕竟有限，十分依赖于人情关系的建构以减轻其在土地、劳动力及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投入成本。例如，在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方面所涉及的土地流转、辅助性劳动力的雇佣和管理，以及与小农户合作化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过程管理和产品购销等。此外，受资本限制其返乡创办的工厂大多采取分散生产模式，在生产管理中也主要是借助熟人关系资源以协调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内部通常也会形成紧密的人际交往圈子，以相互交流创业经验、协调社会资源、达成经济合作与互惠等。在此意义上，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同时实现了生活主体的回归，重新激活了村庄社会中的熟人关系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关系资源的运作体现了资本增值的逻辑。但是，这一以经济交往为核心的合作形态并未超越传统村庄中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运作实质，仍体现出鲜明人情交往的建构策略及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