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红白理事会注重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同时制定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或者将移风易俗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不断完善制度保障。

　　（四）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日益丰富
　　各地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为农民群众送上文艺表演、电影和书籍，有力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福建3县（市）29个村调查结果显示，82.76%的样本村建有农家书屋，62.07%的样本村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户对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占37.79%、34.10%，合计占71.89%。
　　（五）村规民约和承诺书发挥较好的约束作用
　　各地红白理事会注重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同时制定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或者将移风易俗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不断完善制度保障。福建晋江市金井镇三坑村《移风易俗村规民约》规定，村民不准讲排场、摆阔气，不炫耀聘金、嫁妆，不大摆宴席，不以任何方式尤其是网络平台传播炫耀。倡导本村企业家带头简办红白喜事、乐善好施，把节约资金捐赠给慈善机构和村级各项公益事业。《村规民约》还规定，各自然村、各角落“普渡”“佛生日”禁止大操大办、禁止设宴请客、16岁成人礼不办宴席，小孩双周日、满月、四个月等严禁请客，倡导不操办除婚嫁以外的喜庆事宜。陕西武功县游凤镇下发通知，组织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自觉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治丧。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仍然面临的突出问题
　　受农村传统文化和熟人社会、人情往来关系复杂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农村地区开展移风易俗工作面临周期长的困难，一些领域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引导村民参加公益捐赠活动的组织保障不足
　　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群众的钱袋子也会鼓起来，消费能力明显增强，一些人情攀比、炫富、大操大办和铺张浪费随之产生。与此同时，引导农民群众行善乐施的倡议不足。引导富裕农民群众参与公益活动，为村级公共事务捐赠资金，不仅能有效扭转攀比之风，还能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但长期以来，农村公益性组织建设培育滞后，村“两委”推动、群众自发建立的公益组织较少，城市的一些公益基金、慈善组织在农村的延伸不够，与农村社会进步要求建立文明社会的目标跟不上。
　　（二）个别群众对移风易俗的认识有差距
　　个别农户认为红白事是自己家的事情，跟基层乡村治理没有必然关系。一些地方采取的移风易俗措施对农户家庭生活带来一定约束，少数农户对此有抵触情绪，转变这些群众的思想观念还需要一定时间。根据对福建省3县（市）217户农户调查显示，持“不赞成”“比较不赞成”和“一般”态度的农户共20户，其主要原因是农户认为过去红白事所体现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地传承，还有的认为红白事简办缺乏必要的氛围。
　　（三）大操大办现象容易反弹
　　以往农村开展疫情防控等工作，对人员聚集性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减少了聚集频次和持续时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红白事的简办。一般而言，农民群众对红白事的简办表示认同和理解，并通过实际行动给予支持。但随着农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红白事举办的外部干预因素消除，农民群众基于不成文的传统习俗，红白事的规模、形式、持续时间等也有所变化，简化的程序也有恢复趋势。特别是农村本身是熟人社会，农民群众互相交往、加强联系的需求很难消解，一些地区红白事大操大办容易反弹。
　　（四）彩礼过高问题在山区仍较突出
　　彩礼是否收取、彩礼标准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彩礼问题不太突出。苏南等地农村经济发达、城镇化发展水平高，其中，南京、无锡、苏州、镇江、常州城镇化水平分别为86.9%、85.9%、81.93%、79.88%、77.6%，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幅度大，养老保险覆盖率较高、保障水平较高，农民思想观念转变较快，与城市婚姻观念逐步接近，对彩礼收取看法较为淡薄。相反，一些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天价彩礼仍有较大市场。以福建3县（市）农户调查为例，男方送彩礼、女方收彩礼的农户有14户，除1户来自晋江外，其他均来自永泰县、建瓯市两个山区县（市）。样本显示，建瓯市彩礼平均9.7万元，永泰县平均13.8万元。
　　（五）缺乏现代标准化新式礼仪
　　费孝通先生认为，农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