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放在我床上，寒冷得以缓解，先生关爱之情，我至今难以忘怀。”
　　刚到考古队的张占民，初出茅庐，对考古一窍不通，但是他遇到了最好的老师。四十六年后，他对秦俑第一代考古人的崇敬和感激无以言表。“屈鸿钧先生手把手教我，从手铲的使用、土层辨认到遗迹清理，无不耐心传教。我敬重的袁仲一先生是引导我步入学术殿堂的恩师。从现场发掘纪录、文献资料搜集、记卡片、写笔记，到研究课题的选择、论文要求、写作规范，他无不精心指点，用心栽培。几乎每写一篇文章，小到几百字多则几千字，都要呈袁先生请教修改。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加工修改，毫不保留地补充资料，指出硬伤。一篇文章耐心地一遍一遍改，就这样手把手传教，尽心尽力指点，使我逐渐步入了学术之门。”
　　在张占民眼里，不管是袁仲一、屈鸿钧，还是杭德洲、程玉华，都是手把手引领他走进考古大门的前辈。“第一代秦俑考古人花了很大功夫把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布局和里边结构都弄清楚。那时候田野调查人员只有他们几个人，他们对考古事业那种虔敬真令人敬佩。”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那种单纯的和文物对话的功力、无私奉献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承到了他身上，让他受益终生。
　　回忆起当年在考古队的日子，大家对工作的那种热情，至今想起来还是让张占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队员们白天工作在一起，吃饭围着土炉子，晚上休息共居一室。一有空闲便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听袁先生讲，他们刚来那阵儿，晚上常常听到野狼的嚎叫。寒冬季节，野狼偶尔光顾考古工地，有时还窜进农舍偷袭猪羊。考古队像个小家庭，队员之间无拘无束，其乐融融。彼此相互敬重、相互学习，充满了友善与合作精神。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张占民说，和秦俑对话的快乐，有时候很微小，也许只有考古人能懂。他记得长铍刚出土的时候，大家一致以为是短剑。经过二号坑的发掘，他亲手清理了一件铍，发现长长的木柄的遗迹，揭示出这可能是一件长兵器。于是遍查史籍，终于豁然开朗，让这件冷兵器时代不可忽略的长兵器回归历史的真实样貌，也让秦俑战士恢复了手执长铍的威武英姿。“秦俑坑长铍的发现首次恢复了铍的本来面目，澄清了千百年来的历史悬案。”
　　在考古队的那些年，也是张占民成长最快的阶段。
　　为什么写作秦俑科普读物？
　　秦俑博物馆最初的讲解员竟然都是考古队的老专家。张占民记得，当时博物馆尚未正式落成开放。考古队一边发掘，一边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参观。老专家屈鸿钧常常被游人包围，有时午饭也顾不得吃，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用陕西话为游客们耐心讲解。随着兵马俑影响日益扩大，游人越来越多，讲解一拨接一拨，仅有的几位专家几乎人人成了义务讲解员。久而久之，大家饭后闲谈：如果谁能写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该多好啊！
　　话虽这么说，可作为考古队员，每个人手头工作都忙不完，哪有闲工夫写书？一晃几年过去了，介绍兵马俑的书籍仍然是个空白。张占民于是暗下决心要写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圆满考古队前辈的心愿。
　　第一代考古人所奠基的秦俑考古事业，以及他们身上对考古的热爱，也传承到了张占民身上。他想通过写书和秦俑对话，和读者对话，但真正到动手的时候，才发现下笔有多难。“那时候学术界对秦俑、秦始皇陵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考古要补课，历史要补课，文字功夫也要训练，非一日之功，何况每天发掘任务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张占民最大的困难，还是抽不出时间。1986年底，张占民随兵马俑展览去了香港，先后在《大公报》《明报》及《中国文物世界》发表了10余篇介绍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文章，算是一次练笔。从香港回来后，他又立即投入了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发掘。1987年初，将军俑头失窃案发，他临危受命主持考古队日常工作，成天忙得团团转。
　　总算熬到1988年秋，考古队体制变化，袁仲一先生任秦俑博物馆馆长兼秦陵考古队秦俑分队队长，下设3个副队长，张占民是副队长之一，分管资料室、图书室。这样，他的行政杂事少了许多，除过参与三号坑发掘之外，晚上和节假日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
　　这年7月，张占民拿起笔开始写作《秦俑纵横谈》。由于三号坑发掘任务繁重，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最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
　　让张占民没想到的是，他的考古科普书不到数月便销售一空。借再版修订之机，他又自拟了一套5本丛书的写作计划。
　　1995年，张占民开始主持秦始皇陵园考古工作，先后主持秦始皇陵北大型建筑遗址的发掘、陵北动物坑的发掘、新兴村修陵人墓地的勘探，并发现了大型石质铠甲陪葬坑。但他并没有停止写作，用十五年时间出版了丛书。
　　张占民把司马迁当作自己的灵魂之师、文史教父。每篇文字杀青之际，都要问问自己：“不虚美，不隐恶”，你做到了吗？他认为，写书就是要有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不然哪会有生命力？
　　通过秦俑的考古和写作，张占民完成了一场见天地、